張學良傳(78)_範克明

七八

　　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持，態度鮮明。12月24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只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面。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類型。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反共；一會兒表面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驚痛」，一片責難之聲，如在複電中說：「……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裡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⑿

　　⑿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複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12月23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號外」，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持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贊同之意，只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道，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二、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響應本督辦七項救國綱領？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以下犯上？給與會者每人發白紙一張，要他們記出一、二、三題號，下面按個人認識，注明「對「或「不對」，然後簽上答者姓名。收卷後，盛看過即令寫「不對」的人舉手，這些人大都是軍人。盛當場講：「你們不要以為部下扣長官都是以下犯上，這是舊觀念，不對。我以後如果反革命，你們也可以這樣對待我。」

　　可是就在這天晚上，他……知道蘇聯方面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指斥張學良行動不當。回來後立即囑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論拆掉，對西安事變不作論述，並說那天測驗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語）：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車向忱等來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希望西北各地當局在這個問題上合作。但西安事變的發動，他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最初估計，至少西北各地會與南京決裂。所以先來測驗一下部屬心理，並進行說服。

　　但因蘇聯對事變的否定評價，而他個人又不能出爾反爾，只有不再評述，不表示態度了。在他公開反革命後，他對他的友人曾談過這件事，說他在西安事變時險些上了當，弄得八方不是人。並說政治領導者，尤其握有兵權的人，不能犯衝動，張學良就吃了好衝動的虧，在衝動下把蔣介石扣起來，在衝動下又陪蔣去南京，結果把偌大的東北軍都輸光了。）⒀

　　⒀周春暉：《西安事變後盛世才的急轉》，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這一記載，使我們對盛世才其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變時的反復，他的見風轉舵，是一點也不奇怪的。至於他後來的所謂「上當」、「衝動」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動立場上判斷是非的，對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顛倒的，這與有的把革命說成「反動」、把抗拒說成「正氣」，以及硬把義舉說成「叛亂」、「劫持統帥」之類的言論不是如出一轍嗎？

　　當然，在那時，在群眾中對一些問罪的認識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們認為既然好不容易把蔣捉住了，將他押上歷史的審判台，以報仇雪恨，有何不可？

　　對蔣介石怎樣處理？

　　怎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西安事變何去何從？……

　　這些問題似乎並不複雜，可究竟怎樣發落，怎樣結局，又一時難以弄清，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力挽狂瀾】

　　就在西安事變爆發、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之際，一個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志組成的中共代表團（有人認為應稱紅軍代表團），正在前來西安的途中。

　　原來，毛澤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就收到了張學良的來電，通報了西安事變的情況，並提出共同行動以防胡（宗南）敵北進的要求。隨後張、楊二將軍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速派人來西安，共商國事。

　　那時，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脛而走，在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當中也很快傳開了，人們無不欣喜若狂，認為冤有頭，債有主，這回非公審蔣介石不可。主張殺蔣以謝國人者，也為數不少。張國燾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他還在陝北，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參加了，他是極力反對放蔣的。但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認為西安事變是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不滿南京政府對日寇的妥協退讓，接受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並認為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蔣介石談判，或他拒絕談判，那就公審他，予以處理，這將會引起大規模的內戰，只能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顯然，應當取前者，不能走後面這條路。所以黨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代表團立即奔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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