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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今日之事,豈容搪塞了事。我們仍希望你勇於改過,群策群力,共赴國難。如果仍然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就只有讓群眾公裁了。」蔣介石一聽由「群眾公裁」,立即對張說:「過去我待你那樣好,現在,你竟想把我交群眾公裁!你既然說是為國家,你還是把我先送回洛陽再談。」

  說完後,蔣就閉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說話。談話沒有什麼結果,張將軍辭出。

  到了中午,蔣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談話。我經過請示許可後,便把邵領來。蔣見邵後,神態已較為平靜,我讓邵坐在對面椅子上。蔣問邵:「你從什麼地方來?」邵答:「從綏署衛士隊隊長室來。」蔣問:「錢幕尹(錢大鈞)在何處?」邵答:「錢胸部受傷,已入醫院治療。」談到這裡,兩人都不再說話。我當時是站在旁邊的。過了一會兒,蔣要我出去。我出去後將房門打開,蔣見我這樣,竟拍桌子斥責我:「我,委員長和邵主席談話,你竟敢站在我們面前!我要你出去,你為什麼又要把房門打開?」他立即起來怒氣衝衝地把房門關上。我又把門推開,並且告訴他:「請委員長不要生氣,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誰都可以聽,又何必保密呢。」我剛說到這裡,邵力子便對蔣說:「宋營長是委員長的學生,是軍校八期的。」蔣聽了以後,立即轉變態度笑著對我說:「噢!我認識你!我給你講過話,也點過你的名,還記得!

  還記得!」

  蔣介石估量我不會離開,便只好開始同邵談話,他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後便不再說話。邵心平氣和地緩緩地對蔣說:

  「今天已經發生了這件事,希望委員長仔細考慮。由於日寇的不斷入侵,已經激起了國民的憤慨,如果政府還不想辦法去抵抗,自然會釀成變故。現在設法彌補,尚未為晚。」蔣對邵談的語,始終未置一詞,中間首長長歎氣數次……

  邵去後,蔣即向我要紙筆,我取來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會,便給宋美齡寫了一份電文……寫好後交給我,並問:「是否可以發出?」我答:「讓我請示一下。」該電原文如下:

  「南京蔣夫人:中正決為國犧牲。經國、緯國系我子,亦即你子,希關照。蔣中正。」①

  ①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對於這個電文該書編者還有一個按語,指出:據《西安事變資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記載,蔣12月15日給宋美齡的遺囑之有關內容應是「余決為國犧牲……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餘靈……」

  讀至此,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蔣介石這不是在寫遺囑嗎?有這個必要嗎?因為西安事變的目的,並不是要殺蔣,而是逼蔣抗日。當然,蔣氏此舉,自有其難言之隱,也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過去積怨甚多,特別是十年內戰,他與共產黨誓不兩立,這次被捕,落入與紅軍有一定聯繫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手裡,總覺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寫起了遺囑,這也是不奇怪的。當然,對遺囑的內容,在文字上說法不盡相同,而且有的還談到,他不光是給宋美齡寫了,還給兩個兒子也寫了遺囑式的電文,內雲:「經國、緯國吾兒:余隻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余雖死於九泉下亦瞑目矣!蔣中正。」

  這是一點補充。幾種(也許還有別的說法)電文俱在,蔣氏何意,讀者可以分析判斷,筆者無需多議。

  下面,我們繼續引錄有關蔣氏在新城大樓的記述:

  我把這電文交給張學良將軍,張答應於當日發出。這時,蔣已極其疲乏,我勸他入臥室稍憩,並勸他吃飯。我說:「這裡的飯是乾淨的,不會有什麼意外,如果因為沒有牙齒,有麥片粥,吃點還是好的。」蔣不答也不吃。我再勸他:「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是國家大事,應平心靜氣,設法解決,不應意氣用事。」蔣聽了之後,說:「如果是你們自己做的飯,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綏靖公署的廚師,預備麥片粥,蔣才吃了些。

  當我和蔣說話時,南京派來的三十六架飛機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飛進行示威。掠過新城大樓時,機聲震耳欲聾,蔣臥床靜聽,問我是哪兒來的飛機。我看了以後告訴他,是洛陽飛來的。蔣聽了後,面露得意之色,說:

  「我估計政府飛機,一定會來西安。」

  ……黃昏時,張學良將軍來過一次,但未多談,只告訴蔣,因新城大樓許多不便,擬讓他移居別處,蔣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時,孫銘九營長奉張命,來讓蔣遷至亥風橋高桂滋宅。

  我便轉告蔣,蔣懷疑對他不利,不願遷出。孫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最後,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著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裡,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孫商量,現已夜深,蔣又不肯,還是明天再說吧。孫同意了,便回去覆命。蔣由於過度驚恐而徹夜失眠……②

  ②宋文梅:《我所經歷的西安事變》,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這裡所反映的有關蔣氏被扣初期的情況是符合實際的。就說雙十二事變之夜勸蔣移居之事吧,的確曾有爭執。本來是出於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絲毫惡意,可是驚魂未定的蔣介石,卻認為是個危險的信號,不僅不肯走,還聲稱:「此處即我死處,餘誓死決不移出此室。爾等二人俟我死後,可傳命即以此室外大廳為余營墓可也。爾持武器入室,形同脅迫,餘此時雖無武器,須知余有正氣,欲殺則殺我可耳,但決不移居。」③事後還以所謂「古來忠烈,刀钜鼎鑊,甘之如飴,千載下猶懍然有生氣,景行既夙,應求無愧,而總理之大無畏精神,尤為後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壯語相標榜,當初被從臨潼押來時「腰彎著,腳跛著,面色蒼白,渾身發抖,不斷地口出長氣,噗噗有聲」⑤的模樣不見了,而今儼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傑。這氣質,這品德,這形象高則高矣,只是與歷史實際不盡相符,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

  ③④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見西北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質學院中共黨史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合編的《西安事變資料選輯》,1979年4月出版。

  ⑤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當然,隨後蔣的情緒還是有所緩和,也同意搬遷了,並移至高桂滋公館。但若說這時已完全平靜下來,那也不對,他最初仍然常常頂牛,叫喊心煩意亂。張沛漢(張將軍副官)回憶說:「第二天(搬遷次日),我和幾個副官去了高公館,從門縫往裡一看,見蔣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喪,十分狼狽,不停地哼哼著,往日威風一點也沒有了。這時,譚海副官長進了蔣介石的屋,向他敬了個禮:『請問委員長您要吃什麼?』蔣介石一看有人來了,暴跳如雷,大聲喊道:『我什麼也不吃,你把張學良給我叫來,我跟他有話談。』譚海說:『委員長先吃飯吧,吃完飯我去給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軍人,我要以身許國,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這裡給你們看。』不管譚海怎麼勸,他也不吃飯,差不多過了兩天,他餓得實在受不了才吃飯。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饃。他知道張不會殺他,只是要求他答應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譚海給他倒茶,他對譚海說:『這是什麼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東北軍將士對他恨得不得了,怕張將軍的部下,背著張將軍暗害他。」(孫震、王維佐、鄭連芳;《西安事變前後——訪張學良將軍的副官張沛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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