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71)_範克明

七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衛二營營長孫銘九從西安到十裡鋪向我說：「趕快集合部隊，到臨潼華清池扣蔣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隊。但因為兩輛大汽車夜間怕凍壞水箱，把水箱動水放掉了，這時沒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隊上了車，不能開動，孫銘九營長帶第七連先走了。我和司機找來水，裝外水箱，帶第八連後行。就在這個當兒，從西安方面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個人）。我問：「你們是哪裡的？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幹什麼？」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編者注）。」即構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面三個字是蔣孝先。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個人坐在你的車上。」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面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這時大汽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

　　我到華清池時，孫銘九帶著第七連王協一部已經沖進大門，正和蔣介石的衛士、憲兵交戰，我即加入了扣蔣的戰鬥。戰鬥結束時，我問張指導員：「蔣孝先在哪裡？」

　　張說：「你們加入戰鬥以後，因子彈亂飛，我們下汽車在山坡下隱蔽，蔣孝先突然拔腳逃跑，我把他抓了回來，看見劉（多荃）師長和另外幾個人，我們問怎麼辦？他們說，把蔣孝先交給他們，我把蔣交給他們以後，他們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園裡了。⒄

　　⒄商同昌：《扣蔣回憶》，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這就是舉世矚目的臨潼扣蔣的事實真相，所引資料，大抵皆為當事人的耳聞目睹，而在許多關鍵場合，他們又都是扣蔣的實際執行者，所以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較高，應該說是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重要過節的。但也無可諱言，對此多年來人們看法並不一致，蔣介石本人的記述也有明顯的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他驚慌失措、東躲西藏的情況一點也看不見了，倒成了鎮定自若、從容以對的英雄，據說在聽到槍聲後，他即知「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決計仍回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還有什麼「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等等。曾幾何時，不是槍聲一響，就嚇得連衣服都顧不得穿，奪路奔逃，何來的「決計回轅」？不是一聞槍聲，由於過於緊張，跳牆逃跑時摔傷了腰，是由衛士背著上的驪山嗎？何來的「隻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尊嚴，並為蔣挽回點面子，曾把蔣介石後來離開西安的日子定為「民族復興節」，蔣介石在驪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為「民族復興石」，還在那附近修了個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名曰「民族復興亭」，又名「正氣亭」。全國解放後，人們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把紀念亭的名字改為「捉蔣亭」，現在改為「兵諫亭」。同時，也很自然使我聯想到當時南京當局所謂西安事變是「叛亂」、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說法，這都是顛倒是非的。蔣介石所說的「反動派」，實際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陳舊了，要修改一下，將「反動派」改為「革命派」較為妥當。這是當年毛澤東同志說的。他談得很好。我想，同樣，對於所謂「正氣」云云，也只能從反面去看，因其源蓋出於蔣氏那過於陳舊的政治字典，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不過，我也仍然認為，這些還是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判斷吧，我們還是繼續講我們的故事……

　　【西京之變】

　　現在，我們的目光從臨潼轉移過來，轉到事變當天的另一條戰線，即西安市和張、楊部隊的整個防區。而其中象被扣後的蔣介石情況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國民黨軍政大員是怎樣被扣押的？還有據說在張、楊軍隊內部也有對事變有異議、甚至公開叛變的，這又是誰？他們採取了什麼措施？制止了沒有等，也許更是人們密切注意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當中的激烈、複雜而又離奇的鬥爭，並不比臨潼扣蔣遜色。

　　關於蔣氏被扣西安的情況，特別是他由驚恐到終於安定下來，並在停止內戰和抗日問題上開始有所轉變，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節，過去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真正經得起推敲的專論、專著和詳盡確鑿的文史資料卻並不多，比較起來，當年在新城大樓負責看管蔣介石的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的回憶文章倒還算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一些真實的歷史狀況，而是任何歪曲、粉飾諸如《西安半月記》之類的文章所無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寫他所經歷的西安事變，重在記實，所寫全是實實在在的事，不誇大，不縮小，不隨便添枝加葉，但卻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是很難得的。他寫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時三十分，我奉張、楊兩將軍命令，在新城大樓負責看管蔣介石。我帶領部隊剛將大樓東廂房作了嚴密檢查，並把電線、電燈全部去掉後，孫銘九營長和唐君堯旅長也恰巧把蔣介石送到了。蔣因驚惶過度，不能步行，我和孫銘九只好共同攙扶著把他送到房裡。

　　蔣介石面色蒼白，赤腳著鹿皮底圓口便鞋，左右足踝處都有荊棘劃傷的血痕。因翻牆跌傷，腰直不起來……

　　當時氣候嚴寒，但蔣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斷出聲長籲。我為了緩和他的神志，曾勸他鎮靜，但他俯首不答。我繼續勸說，並給他水喝。在十分鐘內，他一共喝了十多杯開水。我告訴他：「等一會兒，張副司令就來見你。」

　　九時三十分左右，張學良將軍來了，同我握手後即詢問蔣介石的狀況。我陪同他到蔣的房間裡。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呆坐椅上，繼續出聲長籲。張學良將軍對他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仍不答。張繼續說：「我們受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件，我們內心純潔，完全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個人利害打算。現在，希望委員長能平心靜氣，勇於改正錯誤，聯合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則學良和全國人民於願足矣。」

　　當張將軍說完之後，蔣才呐呐地說：「你既為了國家，應先送我到洛陽，送我到洛陽再談。」張將軍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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