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60)_範克明

六〇

　　張學良面有難色，對此很不贊成。他不願意再打內戰，而一心要走聯共抗日的道路，他不僅在此之前當面向蔣說過（那時蔣對此當然是聽不進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給蔣的一封電報中也痛切陳辭，作了誠懇的規勸。如他在電報中說：「居今日而欲救亡圖存，復興民族，良以為除抗日外，別無他途。比來寇入益深，華北半壁河山，幾全淪陷，而多數民眾鹹感覺忍無可忍，抗日聲浪，漸次彌漫於全國，中樞（有）領導民眾之責，似應利用時機，把握現實，堅民眾之信仰，而謀抗敵之實現。否則民氣不伸，騷動終恐難免。彼時中樞或反處於被動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來擁護統一，服從領袖，人縱有所不諒，我亦矢志不渝，固為分數當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複，隱痛日甚，愧對逝者，愧對國人。所日夜隱忍希冀者，惟在舉國一致之抗日耳。」在蔣氏此番來西安後，張學良更進一步向他說明，這還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廣大軍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請他三思。不料，蔣卻大發雷霆，聲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應該向東，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問為什麼。至於士氣，關鍵在官不在兵，只要當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決不會後退的；如果當官的貪生怕死，畏縮不前，士兵們也是不會認真作戰的。風吹草動，兵隨將走，這個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蔣介石在接見楊虎城時，因楊也提到「部隊抗日情緒高，剿共士氣低，值得憂慮」的問題，所以蔣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張，楊虎城對委員長的高論雖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爭辯。可張學良卻斗膽進言，講了自己的不同的見解，他說：「風吹草動，兵隨將走，誠哉斯言！但這個將要是良將，並真正是愛國愛民的，還必須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們因為不明真相，也可能暫時會跟他走，但他遲早是會被拋棄的。再說，你有你的理，他們也有他們的理，如他們愛說，日本侵略我們，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要把中國的老百姓變為亡國奴和他們的奴隸，這，我們是決不答應的。我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不，不，你搞錯了，士兵決不會是這樣的！」蔣介石對任何問題常常是先入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變的論點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張學良把話說完，就很武斷地說：「關於抗日問題，你們不要聽信謠言，這事政府自然會管的。至於士氣問題，我來解決，我要向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我會說服他們的，唵。」

　　10月27日上午，蔣介石在張、楊二將軍陪同下乘汽車來到西安郊區的王曲軍官訓練團，準備向訓練團軍官講話。

　　這天，到會的軍官人數比較多，除軍官訓練團全體人員外，還有西北「剿總」和十七路軍總部以及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的軍官。據說，委員長有令：任何團以上軍官均不得缺席。

　　因為人多，沒有那麼大的禮堂可以容納，會場就臨時設在訓練團駐地廟內戲臺前的大院子裡。上午十時以前，參加會議的軍官都準時進入會場，專候「委座」光臨了。

　　大約十點鐘左右，在嚴密警戒的王曲軍官訓練團駐地門外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蔣介石的車隊到達軍訓團門口了。

　　這時，早有一批軍官上前迎接。蔣介石下了汽車，即由張、楊二將軍陪同，緩步進入會場。頓時，軍樂高奏，全體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聲。蔣介石揚了揚手，算是答禮，可面孔卻一直是板著的，不說也不笑，更顯得盛氣淩人，不可一世。然而，由於平時對蔣氏的尊容難得一見，所以不管他是怎樣的傲氣十足，人們還是象看什麼稀奇似的，都注意觀看。只見他身穿軍服，腰懸嶄新的金燦燦的有半截身子那麼長的指揮刀，腳登烏黑發亮的長統皮靴，戴著雪白的手套。但他人並不富態，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種派頭，而是瘦長臉，細高個，走起路來腰板挺得直直的，倒還精神，只是未免過於嚴肅了，一直繃著臉，面無表情，冷若冰霜。總之，從出場到離開，沒見他有個好臉色，沒露一絲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講話。他獨自站在主席臺上，張、楊二將軍都站在台下隊列前面，其餘軍官站在他們後面。他講話不轉彎抹角，而是直截了當，並注意聲調的抑揚頓挫，還是很有些煽動性的。他這次講話實際是向中、高級軍官發出的繼續大舉「剿共」的動員令，也是對反對內戰、主張抗日的中、高級軍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脅。為了論證他的諸如「攘外必先安內』之類的論調，他大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談禮義廉恥、三綱五常，儼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門徒自居。他還引經據典，大談所謂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等，叫人好不掃興。總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講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為他說的是鄉音很重的寧波官話，有些是聽懂了，也有些就難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後疾言厲色地所說的一段話，因為講得稍微慢一點，大家還是聽清了，他分明說的是：「我們革命軍人先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要孝順父母；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樣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決不寬恕的，這一點，唵，唵，我希望諸位要特別加以注意，萬勿聽信共黨宣傳！」

　　原先，人們還以為，堂堂委員長、又是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這種隆重的集會上，定會發表些號召抗日、團結救國的言論，也只有這樣，才象個國家元首的樣子。沒想到這方面的言論他一句不講，念的還是那套使人早已聽厭了的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陳經，這不能不使聽眾大失所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場的大多數中、高級軍官，都是愛國的，尤其一部分東北籍軍官，對亡省亡家更有切膚之痛，加之，他們大多數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道理是愛聽的；而對於蔣氏的反共演說，對於他那套虛偽的所謂「四維八德」之類的說教，都覺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蔣的訓話還正在進行時，已有不少人顯得很不耐煩了，但出於禮貌，出於對張、楊二將軍的尊重，人們忍了，沒有交頭接耳，沒有在下面議論，沒有人遞條子，也沒有把他轟下臺，而是耐著性子聽，總還算給了他點面子……

　　可是，在蔣訓話完畢，離開了軍訓團駐地後，人們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議論紛紛，都很氣憤。張學良怕事情鬧大，當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訓的主要領導人和隊長講話，加以安慰，張說：『大家要明白，蔣的講話，主要是對我說的，不是對你們，希望你們要安下心來，要知道我們今天是孤臣孽子，誰叫我們不爭氣把家鄉丟了呢？我們應當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經過張的安撫，大家的情緒才安定下來。」③但當時在軍訓團工作的黃顯聲等，仍然認為蔣的這個講話很不好，應當找人「來駁斥蔣的這篇謬論……說明抗日是正確的。我（孫銘九——筆者）和黃顯聲商議後，派敢說話的苗劍秋秘書到軍官團來講一次話。」④

　　③盧廣績：《西安事變親歷記》，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孫銘九：《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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