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59)_範克明

五九

　　發生在西安事變前三個月的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表面看來，似乎是由於蔣介石的暫忍不發而未掀起大浪，實際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恨透了張學良，他心想，你說省黨部不尊重你，可你這麼幹，又把我放在了什麼地方？你眼裡沒有領袖，也沒有中央。你身為中央常委，卻派兵查抄省黨部，試問，你又把黨紀國法置於何地？不過，現在我還不說什麼，我還要再看看，一旦騰出手來，我就會飛往西安，到那時，不是簡單地要同你張學良算這個舊帳，而是要徹底解決整個西北的問題，你小子再不給我老實點，到時別怪我蔣某人不留情面……

　　不過，說到這裡，有一點，似乎還應作點交代，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許會問，他不是認為宋黎等人是共產黨，逮捕他們沒有錯嗎？怎麼事後在向蔣介石報告時又說了公道話，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張學良的作用，這不是有些矛盾嗎？實際是不矛盾的，邵是國民黨要員，與蔣介石有較深的歷史關係，讓他在那時反對蔣介石的命令，站出來保護宋黎，顯然是不現實的，他能在報告裡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並為張學良開脫，這已是很難得了。其實，邵力子是有進步傾向的，隨後不久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那是1937年，他已調離陝西，到南京出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許廣平自上海送《魯迅全集》書稿請中宣部審查。邵與他的秘書對此事都很支持，對書稿沒有詳細去看，只隨便瀏覽一下目錄，當即批准出版。許廣平和《魯迅全集》的編委們都很高興。可是邵力子卻因此遭到非議，南京的一些頑固分子諷刺他不是中宣部長，而是「魯迅宣傳部長」。邵力子讓秘書公開回答：他極願意任魯迅宣傳部長，只要把派令送來，他一定樂於接受，並保證兼職不兼薪……弄得頑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⑦引自《文摘報》有關資料

　　「豔晚」事件後，特務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張學良和楊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氣，認為就平安無事了呢？那也不是。他們並不輕鬆，因為他們都知道，委員長雖然來了個「高姿態」，可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既然有了關於他們聯共抗日的口實，那就決不會輕饒他們。他們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裂痕更為加深，他們的聯共抗日政策與蔣介石的反共方針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矛盾越發明朗而尖銳化了，從而揭開了西安事變的序幕。

　　【山雨欲來風滿樓】

　　過了一段時間，為緩和西安與南京的緊張關係，張學良電請東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蔣陳述情況，進行疏通。莫答應了，但提出請張派一隨行秘書。張當時指派一名叫吳家興（現名吳一凡）的總部第二廳的上尉科員同去。那時吳只有二十多歲，是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軍官，眾皆驚異，認為他太年輕了。但張學良認為「莫老這個人是一個好人，但就是軟些，遇事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而讓這個年輕人去，就是為了遇事時能幫他拿些主義」①

　　但那時見蔣談何容易！他不僅位高權重，門禁森嚴，而且還常常四出督戰，行蹤不定。莫、吳二人為此跑了半個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別墅相見」。關於這次見蔣的情況，吳一凡有如下記載：

　　在杭州受到國民黨市長周象賢的接待。我們住在西湖的西泠飯店，等候蔣的召見。莫德惠和我利用這些日子，飽覽西湖風景，還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寧縣觀覽了一次錢塘潮。在等待召見期間，莫和我幾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壓又高，實不應承擔這次旅途勞頓的任務，惟念漢卿是先大帥的長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報先大帥的知遇之恩。」談到這裡時，莫總是眼裡閃著淚花，流露出緬懷張作霖真摯感情。

　　過了十餘日，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相見。屆時莫一個人去了，我留在飯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歸來，見我時面帶愁容地說：「我和蔣先生講了許多關於張如何忠於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陝西省黨部的苦衷，並請委座予以教誨」等語，而蔣則始終不大吭聲，只是不時『哼……哼』地頷首點頭，既未表示出憤怒之色，也毫無表示諒解之意。最後只說了一句：『張副司令教訓教訓他們也是應該的。』看來，蔣是居心叵測呀！你回去要和漢卿說：要多加小心呀！」

　　隨後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寫了一封信讓我帶交張學良，然後他登車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覆命。記得張看了莫的信，並聽我口頭彙報之後，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說什麼話，就讓我回去休息了。

　　我執行這次任務，前後歷時月余，去時正是「西風落葉下長安」，歸來已屈朔風初勁，節序初冬了。②改善關係、緩和矛盾的努力，看起來是失敗了。可是陝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卻如火如荼，一浪高過一浪。「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時，西安群眾和西北軍聯合召開紀念大會，人們憤怒聲討日寇侵佔東北後的滔天罪行，公開發出「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的呼聲，並要求張學良認清形勢，擔負起抗日重任。參加會議的群眾甚至還表示：「願以我們數十萬顆肉彈作為抗擊日寇的武器，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會後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張學良曾接見群眾代表，他熱情稱讚群眾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表示了他一定要親「率東北軍，披甲還鄉，雪恥報仇」的決心。

　　①②吳一凡：《委託莫德惠見蔣經過》，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裡》，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可那時，蔣介石的行動卻是與此完全相反的，他在處理完了「兩廣事變」之後，即把注意力轉向西北，在剿共問題上加緊了對張、楊的催逼。

　　10月22日，蔣介石匆匆趕赴西安，進行視察，西安的形勢頓時緊張起來。未來之前，他對於陝北前線平靜，張、楊剿共不力等情況已略有所聞，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陝西，其目的也正是為要打破這個局面，督促張、楊「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戰爭。不過，表面上他卻不動聲色，還特地邀請了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華山，觀名勝，說說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負有重大使命，而是專為游山逛景似的。張學良知道，這是假相，如果你認為老蔣真是來耍的，或者對於剿共他會輕易放鬆，那就錯了。所以，張學良無心觀景，當他陪蔣登上華山北峰，向東遙望時，一種強烈的思鄉之情，使他思緒萬千，倍感傷痛，曾作舊體詩《華山》一首，滿含對故鄉親人深切懷念的激情寫道：

　　偶來此地竟忘歸，
　　風景依稀夢欲飛，
　　回首故鄉心已碎，
　　河山無恙主人非。

　　然而，蔣介石的感受卻是與此大相徑庭的，他最關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機，國家的興亡，仍然是他的權勢，他的名位，以及那個他始終耿耿於懷的剿共戰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說的，圖窮匕首現，當走馬觀花的遊覽一結束，蔣介石就立即向張、楊發佈了向紅軍進攻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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