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52)_範克明

五二

　　張學良的這個微妙的心理，高福源當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見到張學良，就立即敬了一個軍禮，並說：

　　「報告副司令，我回來了。」

　　張學良態度嚴肅，冷冷地問：「怎麼回來的？」

　　「是紅軍派我回來的，我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

　　「什麼？紅軍派你回來的，你好大膽！」張學良見他大言不慚，好象他不是打了敗仗，倒像是得勝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聲喝道：「你當了俘虜，還要我通匪，我槍斃了你！」

　　高福源原以為張學良會熱誠與他交談的，沒想到他會這樣對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說：「請副司令息怒。我這次冒死回來，確實有話要對您說，我是為了您和東北軍好，決不是為我自己。至於您怎樣對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來了。您想殺我，還不跟踩死個螞蟻一樣。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記我們東北被日本鬼子強佔了，不能忘記三千萬東北同胞已淪為亡國奴，也不能忘記先大帥是怎樣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現在共產黨和紅軍主張團結抗日，並誠心誠意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又有什麼理由罵人家為『匪』？難道非要把我們東北軍這點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殘殺的內戰中才心甘嗎？」高福源說到這裡，淚流滿面，痛哭失聲。他只打算把心裡的話全說出來，要殺要剮，就隨人家的便，只是覺得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傷心。張學良原本就無處罰他的意思，現在聽他這樣慷慨陳辭，也不禁流淚了。他終於懷看激動而又沉重的心情走過來，親切地安慰他說：「福源，別難過了，你說得好，說得對，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樣做呢，我剛才是試試你的膽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轉告紅軍，請他們派一位正式代表來，雙方可以作一些商談。」

　　高福源很高興。在圓滿完成任務後，他又返回陝北蘇區。

　　高福源回到紅軍駐地後，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對他多所鼓勵。另方面，對張學良關於雙方立即進行接觸和商談的建議也欣然採納，並於3月4日派李克農去洛川與張學良進行會談。這次會談，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那時張學良誤以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他既注意與陝北紅軍的聯繫，也很重視與上海友人的接觸，想通過他們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不久以後，他終於從上海友人那裡獲悉，原東北義勇軍抗日將領李杜（當時他住在上海）為他找到了共產黨的關係。實際是當時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張學良的願望後，決定派劉鼎到西安去與張學良聯繫，搞統戰工作。張學良認為劉鼎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後，即派親信高參趙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並由朱德介紹入黨的劉鼎，是1936年春來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後，他就住在張學良公館裡。那時張公館在西安西門裡金家巷5號，這所住宅，原為西北通濟信託公司建造，1935年秋，張學良率東北軍進駐西安後，租賃了這個院落，作為他的官邸。這裡的主要建築物是三幢東西排列的三層青磚樓房，即Ａ樓、Ｂ樓、Ｃ樓。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滄桑變化之後，原來的房舍多已陳舊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築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別是，由於黨和政府的關注，加強了對西安事變舊址的管理工作，經過認真修葺，如今這裡已煥然一新，恢復了多年的風貌。Ａ樓，在西安事變前，是張學良的下屬、職員所住的地方，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代表團曾在這裡住過。Ｂ樓，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副官和警衛人員的住所。Ｃ樓，是張公館的核心。張學良自1935年秋來西安直到他離開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等一直住在這裡。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宣佈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軍事會議是在這裡召開的。12月23、24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三方會談」也是在這裡舉行的……

　　張學良與劉鼎素不相識，突然見面，彼此都不大瞭解，但性情開朗而又為人豪爽的張學良並不拘束，一見面，張便「向他提了幾個問題，如『為什麼你們罵我投降賣國不抵抗？為什麼紅軍打我打得那麼厲害？』等等。劉鼎答覆大要是：『張將軍掌握幾十萬大軍，坐鎮東北，嚴防邊陲，有守土之責。日寇犯我，一夜之間，瀋陽淪陷，進而東北盡失。面對外侮不放一槍，全國人民能不罵你？共產黨同全國人民一氣，當然不能例外。

　　「東北軍是蔣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軍，前在鄂豫皖，後在陝甘邊區，一直都很積極，紅軍受到很大損失。你們打我們，我們回擊了一下，能算厲害嗎？紅軍有廣大人民作後盾，是不可戰勝的，蔣介石百萬大軍也無可奈何。「蔣介石驅東北軍上前線『剿共』，是他的『一箭雙雕』、『借刀殺人』之計，你看是紅軍厲害還是蔣介石厲害？！東北軍應當聯共抗日，這不僅可以洗掉東北軍不抵抗、投降賣國的駡名，而且還可以擺脫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將來，抗日勝利和中國解放的大功，張將軍和東北軍將名列前茅。

　　「劉鼎同志的一席話，說得張學良將軍心裡特別高興，一定要留住劉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劉鼎同志與張學良將軍相處甚得，就委派劉鼎同志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常駐西安。」①

　　①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12月出版。

　　劉鼎在這裡住下來以後，能和張學良及其他東北軍將領時常見面，使他能以他的學識和豐富經驗，系統地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張學良等對党和紅軍有了更確切的瞭解，加強了他們與共產黨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決心，為周恩來同志到膚施（今延安）與張學良會談作了準備。他曾參加這次會談，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代表。他協助張學良以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東北軍，加強東北軍與紅軍、十七路軍的團結，黨中央對他當時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澤東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張學良對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應德田口述的有關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回憶錄中也曾談到：「劉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後，他和張學良將軍時常見面，和我及孫銘久的接觸也較多，時常談到抗日整軍的問題，對東北軍抗日運動和抗日準備工作有很大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時間，張學良將軍懷疑劉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劉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見，他是十分重視劉鼎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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