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51)_範克明

五一

　　鑒於東北軍的失敗和極為不利的處境，人們也許會說，東北軍不是很有名氣的軍隊嗎？為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也許被紅軍消滅的剛好是原本就很差勁的軍隊吧，不然為何如此不堪一擊？實際不然，這全是東北軍中比較精銳的部隊。問題很明顯，這主要還不是軍隊戰鬥力強不強的問題，而是打得對不對的問題。說起來左一個「安內」，右一個「安內」，似乎振振有詞，實際是人民反對，師出無名，哪能不敗？也正因為經受了這些嚴重的挫折，才使張學良終於認識到，與紅軍作戰不僅很難取勝，也是沒有出路的，如果象這樣不停地「剿」下去，紅軍消滅不了，而東北軍的這點老本反而會被折騰光的，還談何抗日，談何收復東北呢？使他尤為氣憤的是，他的這些損失，南京「中央」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削減了一一〇師番號，減發東北軍軍餉，實得軍餉只有國民黨中央軍的七成。而他關於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撫恤兩位陣亡師長家屬每家十萬元的提議，也遭拒絕。他們公然冷落他，給他穿小鞋，甚至連一句撫慰的話也沒有。所有這一切，不能不使張學良感到屈辱和憤怒。從另方面看，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也漸漸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許多被釋放回來的官兵，成為紅軍和統一戰線政策的義務宣傳者。許多過去關於共產黨和紅軍的謠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來的仇視和疑懼心理逐漸消失，一種欽佩和懊悔之情卻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現兩軍對壘，將不打，兵不戰的和平共處的景象。張學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懷著訪問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於會後匆匆趕到上海，對杜重遠作了拜訪、作了長談的。

　　杜重遠是吉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瀋陽從事陶瓷業機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瀋陽市商務會副會長，是東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實業家。「九·一八」事變後，他南下到了上海，當了進步刊物《新生週刊》的主編。他思想進步，主張抗日，是個愛國主義者，也是民主主義者。他那時，工作原本是順利的，後因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閒話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悶棍，刊物被封，人也被關到監獄裡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麼法或做錯了什麼事嗎？實際並沒有，那他為什麼竟被判了刑呢？原來，在他編的刊物上登載的《閒話皇帝》犯了忌。其實，那文章是明明白白，並沒有要去攻擊誰的，它只不過提到天皇是個生物學家（事實如此），按照憲法，天皇無實權，所以閑得很，常以搜集動植物標本，作為日常工作等，這無一字歪曲，也無一字不敬，是講的實際情況。可日本人卻不高興了，通過他們在上海的日文報紙，大加筆伐，硬說是「侮辱天皇」，並由日本政府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國府對日本一向遷就，看到抗議，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對杜重遠提出公訴，判了他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當時，他正在上海某監獄服刑。不過，由於引起了輿論界的強烈反對，全國各地都聲援杜重遠先生，當局雖然不肯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對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鬆。他於是被轉移到一所療養院治病，通訊、會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幫助下，他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更進一步提高了認識。也就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間，他和高崇民曾聯名給張學良寫信，勸他聯共抗日，勿再遲疑。

　　張學良與杜重遠是老相識，早在杜重遠在瀋陽開設新式肇新窯業公司時，他們就認識了。張學良對他一向敬重，引為知己。相見之後，二人就聯合戰線與抗日救國等問題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杜對張分析形勢，著重介紹了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他強調指出：東北軍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戰經驗的部隊，士氣也高，應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作用；日寇雖猖狂，並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氣節；只有萬眾一心，堅決抗擊日寇的侵略，中國才有光明的前途，東北軍才有前途，他個人也可以有榮譽，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兄弟只知鬩牆而不知外禦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險的，不僅談不上什麼光明的前途，還有滅亡的可能，這是毀滅之路，是萬萬走不得的。杜重遠的話，使張學良很受啟發，使他進一步看清了東北軍前進的方向。有人說，「杜重遠是最初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幕後策劃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此同時，他也會見了從蘇聯回國的原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他們也是老相識，張學良就與紅軍聯合抗日問題，請他從中聯絡，給予協助，他欣然應允，以後確也做了不少工作。

　　【膚施夜話】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偉大勝利，對全國人民爭取抗日與民主的群眾運動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於受到蔣介石排擠、對打內戰不感興趣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象烈火一樣熊熊燃燒起來。

　　當然，一種新的革命高潮的醞釀與準備，也是要經歷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的。實際上，為了抗日，為了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策略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對於西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的研究，對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處境和現狀的分析，以及對於他們的統一戰線工作，早在紅軍長征的後期就曾考慮過，但有些事那時無法實現，實際對他們、特別是對張學良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則是從1935年冬和1936年春在陝北榆林橋戰鬥後開始的。而被俘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迅速釋放，則是一個新的起點。

　　高福源是由於被俘後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動向在甘泉地區指揮前方作戰的彭德懷同志提出回去勸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當時正是黨中央在陝北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的時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所以彭德懷向中央彙報後，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到甘泉與高福源聯繫，並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見了東北軍的王以哲軍長，然後由他密電報告張學良，張學良於第二天乘飛機專程來洛川與高見面。

　　張學良早想溝通與紅軍的聯繫，一時尚無頭緒，現在高福源回來了，而且似乎帶有某種特殊的使命，他當然樂於儘快見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讓他看出他的這種焦急的心情，並覺得對他的誠意還要看一看，甚至認為他應當先試試他的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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