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31)_範克明

三一

　　另據報道，楊、常伏法後，社會上謠言頗多，人心浮動，張學良鑒於事關人心安危，國際信用，曾舉行記者招待會，談話要點如下：（一）處決楊、常時確經過相當之法律手續，鄙人萬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間有謂出於黨派關係者，目下楊黨人人自危，此亦為揣度之言。若論楊党，我張學良為天字第一號的楊黨，無論那個楊黨也沒有我與鄰葛的關係深，處置楊党，應當先處置我。此舉決無黨派關係，完全因為罪跡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余與楊、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辦了，私情依然得盡，楊、常侵吞公款，決由餘私人填補，其家屬及財產仍子依法保護，與楊、常有關之人，絕不株連。

　　與此同時，為盡私人感情，張學良除注意優恤楊常家屬，派人為楊、常辦理喪事外，還特致函楊夫人，以示慰問、關切之意，信曰：

　　楊大嫂鑒：

　　弟同鄰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為國家計，弟受人民之囑託，國家之寄任，不能顧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稱頌，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載以來，費盡苦心，百方勸導，倩人轉述，欲其稍加收斂，勿過跋扈，公事或私人營業，不必一人包辦壟斷。

　　不期驕亂性成，日甚一日，毫無悔改之心。如再發生郭（松齡）王（永江）之變，或使東三省再起戰禍，弟何以對國家、對人民乎？然論及私交，言之痛心，至於淚下。

　　弟昨令兩日，食未入口，寢未安寐，中心痛耳！關於家中後事，請大嫂放心，弟必盡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盡力撫養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務，成其後事為盼。弟之出此書，非欲見諒于嫂，弟之為人，向來公私分明，自問俯仰無愧，可質天日。此書乃盡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離，胡亂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辦理後事，一切請同該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啟

　　如大元帥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能不顧及全域，為國家、為人民計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楊、常發喪，有儒將風度，在古典文學和古詩詞方面造詣頗深的張學良，還痛心地為楊宇霆和常蔭槐分別寫了挽聯。

　　《張學良挽楊宇霆聯》寫的是：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
　　淒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⑿

　　《張學良挽常蔭槐聯》則是：

　　天地鑒餘心，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⒀

　　⑾⑿⒀1929年1月12日《新晨報》。

　　由上可知，張學良為使楊、常「化彼貪頑，共循軌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於對方「奸險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義滅親」，而必須以非常手段來處置時，他也儘量撫慰家屬，不事株連，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可謂仁至義盡，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對於半個多世紀前的這樁歷史公案，對於楊、常二人被殺當時的真實情形，不少人仍有疑問，並仍有各種各樣的傳聞，甚至寫在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和書籍裡，如司馬桑敦在他的《張學良評傳》中就引過端納等人的一些說法，事情與通常所說的似乎完全兩樣。據這本在美國出版的題為「端納」的傳記談：

　　張學良告訴端納說，有幾位老帥的舊屬事前密告他，楊、常計劃在1月12日發動兵變，要張學良有所戒備，並建議他勿寧先下手為強。張學良最初不大相信這個情報。

　　1月8日晚，張學良曾召楊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楊宇霆提出一份關於兵工廠的開支報告，也要常蔭槐提出關於鐵路交通的年終報告。楊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這報告拿來。

　　張學良在這時候，為了是否處決楊、常二人曾費了一番思索。他曾取決於命運。他用一塊銀元打賭。他向空拋出銀元，心中禱告：銀元落在正面扣起他們，若落在背面便立即處決他們。豈知，銀元竟兩次都是背面著地。他的夫人在旁說，也許這塊銀元背面較重，於是，他改變了禱告：正面處決他們，背面扣押他們，不料，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於是，他下了最後的決心。

　　10日晚，張學良再召楊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問到收支報告和年終報告，但，楊常二人非特拒交出報告，而且兩人的回答態度，毋寧加速了張學良的殺機。

　　楊宇霆冷冷的說：「兵工廠歸我管。」意思說，你問這個做什麼。而常蔭槐更對張學良冷笑說：「你年紀輕，管什麼鐵路交通事？」

　　張學良聞言立刻站了起來。他開門喊進他的幾名屬下，命令他們用手槍向楊常頭上開了槍……

　　端納的這本1948年出版的傳記中談到的這些情況，與事實有出入，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說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來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卻是真實的。比如說張學良擲銀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實際卻是真有其事。劉潤援引他對吳靖女士（趙四小姐的嫂嫂）的訪問說：「吳靖女士告訴筆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變』後不久的日子，張學良出於義氣，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不想蔣介石背信棄義，竟將張學良軟禁起來時，趙四小姐離開西安，住到上海張學良將軍的寓所。那時，吳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趙燕生（趙四小姐的胞哥）從北京來看趙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園中散步，趙四小姐對吳靖女士說：『六嫂（趙燕生排行第六），少帥在處理楊宇霆、常蔭槐時，真是緊張，他一直舉棋不定，還是他投擲了三次銀幣，才下了決心的。』……」⒁

　　⒁　劉潤：《張學良真的擲過銀元嗎？》，載1985年1月20日《文匯報》。

　　至於楊、常伏法經過，外間傳聞不少，在這以後的有關報刊和書籍裡，對此事也有記載，但說法不一。筆者認為武育文和張沛漢分別介紹的情況，是比較客觀的，因而擇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讀者參閱。

　　武育文文章在談到楊、常1月10日下午同去大帥府，為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逼張簽字，張以吃晚飯時間已到相推託，提出晚上再議，楊、常暫離帥府時這樣寫道：

　　楊、常走後，張學良立刻打電話召高紀毅進府，時間是下午五點半鐘。高進府被張學良召入內室，面授機宜，張向高說：「楊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們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今天又來強迫我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並要發表常萌槐為鐵路督辦，說是為的能夠管理中東鐵路。事關同蘇聯的外交問題，這事要辦也應該請示南京，從長計議。但他們要我立刻簽字發表，太不成話了。現在他們正在回去吃飯，少刻就會回來。我給你命令，立刻將他二人處死，你率領衛士去執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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