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29)_範克明

二九

　　是的，同楊宇霆一樣，常蔭槐也有他的「過五關，斬六將」。此人年富力強，有魄力，對東北的交通建設，曾作出過一定的貢獻，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無情，甚至濫殺無辜，卻是犯了眾怒的。據說，「一九二三年，奉軍第四混成旅一個團，駐紮在中東路沿線的博克圖車站，因為團長管兵過苛，激起公憤，士兵起來把這個團長殺了，全團嘩變。張作霖聞訊即派常蔭槐會同吳俊陞去查辦。常蔭槐到出事地點，把一部分叛變逃出的官兵騙回，派兵包圍，當場殺死百餘人，真是殘酷已極，連吳俊陞對這種作法都不滿意。吳認為應該分別首從，不應該濫殺。」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蔭槐因為當過司法處長，執法甚嚴，積怨較多，也是他喪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傳說，「有一次張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軍裝。坐火車不買票，被常蔭槐查出，當場把軍衣扒去，痛打一頓。就是現役團營長以下的軍官，如有不買票坐火車的，他發現了都攆下去。高紀毅當團長時，有一次沒買票乘車，也被常蔭槐從車上扯下來。常蔭槐因為執法無情，無論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許多人結下仇怨。張作霖活著的時候，老將庇護他；一旦老將死了，他就成了眾矢之的，難免災禍臨頭。」③

　　②武育文：《楊常事件始末》，《瀋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③薛景平：《楊宇霆其人其事》，《瀋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但也不可否認，這也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是楊宇霆的心腹，極力主張擁楊上臺，如常自建山林警備隊，楊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廠給他運送軍械，並還向捷克訂購了三萬支步槍，張學良找楊查問，楊才承認確有此事，「張詢以何用？楊曰『裝備山林警備隊。』張質問：『咱們兵工廠不是有得是步槍嗎？』楊宇霆有恃無恐地回答：『沒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張尤為驚訝的是，這樣重大的事，他們竟瞞著他，既不請示，也不報告，這不明明是要搞獨立王國嗎？張學良怎麼能容忍他們這樣無法無天呢！

　　④　荊有岩：《奉系軍閥「惑星」楊宇霆事》。

　　以上所說，如果可以看作是楊、常被殺的遠因，那麼他們聯日親日，反對張學良關於東北易幟的大政方針，則就是他們致死的近因了。

　　那時，由於張作霖被炸身亡，東北政局不穩，東三省領導集團內部有矛盾，不團結，這固然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險，則來自日本人，當時日本人藉口維持滿洲治安，電請政府速派重兵來奉，企圖借機霸佔東北，並在一些地區挖掘戰壕，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因而東北怎麼辦？東北向何處去？東北究竟要不要易幟？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張學良是主張易幟的，因為他很清楚，他要擺脫日本人控制東北的處境，非實行易幟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親的一些舊臣宿將中，象楊宇霆這樣公開反對的，確也為數不少。不過，鬧得最凶的還是楊宇霆。在張學良宣佈易幟的盛典上，張學良與同僚一起同參加會議的代表和貴賓合影，楊宇霆卻不給張學良一點面子，拒不參加照像，竟公然挾著皮包憤憤而去。在場的記者搶拍了這個鏡頭，有的還將它攝入新聞記錄電影片中，使張學良頗為難堪。

　　易幟典禮是1928年12月29日舉行的，一個星期以後，即1929年1月5日，又發生了楊宇霆為其父大辦壽辰之事。事前，曾有同鄉好友勸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庫去辦，這確實是真正從關心他出發的一個好建議，可是楊竟忠言逆耳，不但執意定要大辦，而且決定不離開奉天。以致此事猶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與張學良的矛盾。

　　這也不奇怪，請看，那祝壽場面是何等氣派：

　　辦壽那天，楊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雲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聳，燈火輝煌；百戲雜陳，鑼鼓喧天；精饌佳餚，水陸鹹備；高朋滿座，門庭若市。曾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擔任總招待；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潘複，親自去大連迎接程硯秋到楊府演戲，宴饗賓客三晝夜，極一時之盛也。東北各省軍政長官，車水馬龍，到楊府祝賀，並致重禮以取楊氏之歡心。

　　已就任東北邊防公署長官的張學良也親往祝壽，只見東北高級文武大員正在圍桌賭錢，楊的副官喊：「總司令到！」那些圍桌賭錢的文武大員，只有少數人起立，多數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楊的副官一喊「督辦下來啦！」圍桌賭錢的官員，不約而同的肅然起立，直到楊與各位來客一一周旋後，他們才就座。

　　張學良親臨目睹這種咄咄逼人的場面，實在難以忍受。⑤

　　據說，那天在楊府張學良沒停多久便辭出。少帥的不悅，是個信號，照說楊、常該有所收斂了，可是他們仍執迷不悟。「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製造流言，撥弄是非，離間張學良與楊宇霆的關係，以達到破壞易幟目的。說什麼東北局勢恰似日本幕府時代，豐臣秀吉死後，豐臣秀賴子承父業；而大臣德川家康奪取了政權，結果豐臣秀賴自殺，豐臣家族滅亡。把張學良比作豐臣秀賴，把楊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楊宇霆沒有野心，對這種惡毒的離間他會大為反感，甚至公開反駁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還一唱一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居然也附和說：「今天東北實際情況和日本德川幕府統治時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統治是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封建統治時期，是日本封建統治末期的一種頑固勢力，它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已經搖搖欲墜，加之一些下層武土和一批宮廷貴族紛紛叛離，並與資產階級結成倒幕聯盟，所以幕府統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兩相對比，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這怎能不使張學良氣沖鬥牛呢！而恰巧在這時，又發生了楊、常二人支持日本關於東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們之間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⑤⑥薛景平：《楊宇霆其人其事》，《瀋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原來，東北易幟後，日本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然企圖瓦解東北政權，並認為在東北沒有再比楊宇霆更合適的人選了，而要讓楊上臺，又非打倒張學良不可，所以，那一陣子日本人和楊宇霆的接觸也更加頻繁了。

　　1929年年初，根據日本政府的指示，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派町野武馬面見張學良，就所謂履行鐵路合同問題進行試探，空手而歸。他於是又找楊宇霆交涉據說是張作霖生前答應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滿蒙五路」問題，用威脅的口吻問楊，這五條鐵路究竟還建不建？楊竟滿口答應，作了肯定的答覆，町野怕他的話難以兌現，對楊說：「請您好好給張學良說說。」並加問一句：「你這樣說沒關係嗎？」楊答：「沒關係，一定要建議。」⑦町野得到楊的支持，後來還曾找過張學良，也都被頂了回去。張學良以「滿蒙五路」問題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辭，拒絕進行談判。町野這才又「退訪楊宇霆」，欲將當年經楊手商訂的密約「擬一公佈辦法」，造成既成事實，以迫使張學良承認。

　　⑦河本大作：《我殺死了張作霖》，載《瀋陽文史資料》第一輯，198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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