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9)_呂大渝

六九

　　胡伊他們並沒有把李傑信當作「外賓」，也沒再把他稱作「李博士」，而直呼「老李」，就像對待年長的同事一樣，甚至在李傑信面前並不刻意回避滿嘴花哨的「國罵」口頭禪，聽得李傑信經常開懷大笑。

　　「老張」、「老李」之類的稱呼，在臺灣，只被用來稱呼工友、店員或傳達室的門房等員工，而李傑信卻十分理解在大陸被稱為「老李」所意味著的親切和信任。他曾感慨地說，豐富的物質生活有時如同嚼蠟，你們這樣才是真正在生活。他還說，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能像你們一樣努力工作，中國還能不強嗎？

　　自從請李傑信吃完了西安的大西瓜以後，每天的行程結束，不論我們是檢查一天的錄像質量還是湊在一起「侃大山」，雖然李傑信一直很喜歡和我們在一起，但他並沒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直至有一天他從大雁塔興沖沖地歸來。

　　那天，我們正在西安的賓館裡錄製我與王贛駿的對談，李傑信從外面突然竄了進來，就像發現了新大陸似地向大家報告：「我看見大雁塔啦！」他說，他過去只是從教科書上知道大雁塔，今天終於見到真的了。

　　一個古跡竟能讓一個人興奮到如此程度，是我前所未見的。自此，李傑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感觸頗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既為自己對大雁塔等中華歷史文化精髓的無動於衷而深深自責，又對李傑信那種漂泊海外的炎黃子孫，對中華民族、對自己的故土深深眷戀的情懷有所領悟。後來，《故鄉鄉》第三集解說詞的結束語，「古往今來，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不管走到哪裡，他們總是忘不了自己的根，忘不了這塊土地」，就出自我那次感受。

　　從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李傑信就沒有忘記他此行的使命。在北京，他與航天部國際司陳雪明首次提及了開展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的設想。與我們熟識起來之後，他又把促進中國科普的願望，告訴了我們。

　　哪一個中國人不希望中國能夠繁榮富強？哪一個中國人又不知道中國的未來將寄託在年輕一代身上？我們都熱情地希望中國能成為世界上第二十二個參加到NASA「零星搭機」計劃中的國家。我們應該為中國的孩子們創造更多的機會。

　　為了真正達到科普的目的，我們建議李傑信要充分意識到媒體的威力。於是，除了美國促進中國科普協會和中國宇航學會以外，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青年報》和《科技日報》等單位，日後都成了兩屆「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的主辦單位，為發動中國青少年參與活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當王贛駿到蘇州掃墓和去杭州遊覽的時候，李傑信沒有與我們同行。他得去南京大學做一個演講。

　　在杭州下榻的那天晚上，攝製小組像往常一樣又聚集在胡琤和付思的房間侃開了「大山」，我突然一反常態，失去了興趣。我退出了正熱鬧著的「侃大山」行列，回房休息去了。剛一進門，電話鈴就響了起來，居然是李傑信從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

　　人生竟如此神奇，仿佛冥冥之中有位神明在指示著我必須馬上回到自己的房間，特地去等待李傑信的這通電話一樣。

　　此行，得知李傑信將離隊單獨去南京講學的消息，我便打了電話請江蘇電視臺代拍素材，並請李傑信將素材帶回。雖然李傑信是以此作為由頭給我打的電話，但是，一個人生地疏的海外來人，竟能如此準確地在我們剛剛住進的飯店找到我，令我十分驚訝。李傑信在電話裡說，那個晚上，他一定要設法找到我。不用說在一個多小時的長途電話中他還會和我聊些什麼，單是這一舉動，一切則不必言傳，我已讀懂了他的心意。

　　兩個星期來，李傑信和攝製小組的夥伴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在胡伊、付思的房間審看一天所拍的錄像帶時，他總和我們在一起。大家一邊緊盯著監視器的屏幕，一邊聽著胡伊和付思的「對口相聲」。那是一天最輕鬆自在的時光。

　　最後一站是上海。我們住在錦江飯店。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的招待會後，第二天，王贛駿一行就要回到美國去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晚上，我們仍像往常一樣，在胡琤的房間裡審看素材。李傑信買來了啤酒、飲料和零食，有點「告別宴會」的意思。這是李傑信在中國最後的一個晚上。黑夜過去，當太陽再次升起的時候，他就要走了。

　　或是兒時在泰國家中竊賊入戶的無助和恐懼仍深藏心底？或是幼年母親在泰國家中落寞心情留給了我太深的印象？那時，她常哼的是一首曲調悲傷的東北民歌。成人後，雖然我已經生活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但異鄉的生活常常被我想像得十分蒼涼。於是，我總把海外中國人的心境想像得失落和寂寞，就像母親悲淒的《月牙五更》一樣。我為李傑信將重返異國感到憂傷。

　　我知道，人們懷念一個地方，常常是和那裡的人聯繫在一起的。回到洛杉礬以後，李傑信在給攝製小組的信中說：「就是因為有像你們這樣的朋友，去中國才像回家一樣。」

　　在最後那晚的聊天中，李傑信說，在美國，如果變動工作能使事業有更好的發展，人們是絕不肯放過那個機會的。他問起我何以不接受深圳的聘用？

　　原來，早在我滿腦子正焦慮著節目結構的時候，李傑信已經從付思那裡知道了我的婚姻狀況。他對付思誇讚我們攝製小組認真的工作態度和愉快的工作氣氛，但付思告訴他，別看大夥表面上都這麼高興，其實，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苦經。歷數到我的時候，他知道了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的原因。付思還告訴他有人想聘請我去深圳工作，但我沒有答應。

　　確實存在著深圳新技術發展公司到北京聘我之事。如果十三、四年前我接受了聘用，我大約就是中國早期「下海」人士的一員了。

　　回答李傑信的問題時，我如實談到了獨自帶著兩個孩子生活的現狀。我的兒子剛剛進入北京五中，我的女兒是我的校友，在我小時候讀過的府學胡同小學上學。兒子也在那裡上過小學。我說，他們現在都是北京市重點學校的學生，我不受聘的原因之一是孩子的教育問題。那時的深圳剛剛從保安縣農村拔地而起，教育質量一時還不會趕上北京。

　　審看完工作錄像帶，時間已經很晚了，各自回房休息。在走廊上，李傑信問我：「我們能不能通信，你告訴我你的經歷，從你出生寫起。」我答應了。

　　我怎麼能夠不答應又將回到異鄉的李傑信的願望呢？他已是我值得信賴的好朋友。我也深信自己將是幫助他實現「促進中國科普」夢想的一個很得力的人。

　　此後，在馬將軍小院，我開始了「兩地書」的日子。夜深人靜，往事浮上心頭，落在筆下。兩年的時間裡，我們往來的信件加起來大約有五六百封。正如李傑信所說，我從出生開始寫起了自己的故事，那與中國大時代命運緊密相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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