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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一九四二年出生在東北牡丹江的李傑信,祖籍瀋陽,幼年在清源和撫順成長。那時,他在國軍中擔任軍醫的父親是個國大代表。一九四七年林彪攻陷四平以後,又在十一月二日打下了瀋陽。大淩河結冰時節,李傑信的母親果斷地作出了全家離鄉南撤的決定。於是,正在滿街死人堆裡撿子彈殼,玩得不亦樂乎的李傑信,與大哥、大妹和還在褪褓之中的弟弟跟隨著父母開始了整整一年的徒步逃難,沿途生活的狼狽和拮据可想而知。一次,不知他父親從哪裡搞到的一點豬油拌白飯,竟成了李傑信童年記憶中最美味的佳餚。他那年才五歲,在茫茫的東北大平原上,常常跟不上家人的腳步。遠遠望去,他只是一個小黑點,搖搖晃晃地跟在後面。一路上,全家靠著父親自製的路條混過了沿途的盤查。「公章」是用蘿蔔刻成的。次年四月下旬他們走過了長城,直至大雁南飛的時候,才在秦皇島搭上一段輪船抵達了上海,並趕在國民黨政府一九四八年初冬南京撤退前,路經湖南、江西到達了貴州的圖雲關。一九四九年九月等到船票以後,一家人便從廣州上船去了臺灣。

  從三十多年前,李傑信與兄長及弟妹陸續前往美國深造以來,現在,全家人已全都在美國定居了。

  戰亂中,李傑信一家從祖籍東北到海島臺灣大遷徙的重大決策,竟然是由他的母親,一位家庭婦女作出的。

  多年前,李傑信尚在人世的父親問及妻子為何作出如此重大的抉擇時才得知,她當年的決定,不過是一位聰明的母親最本能的考慮。李傑信母親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不出來,小孩子念書怎麼辦?」

  如今,這位母親的五個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李傑信的大妹是電腦碩士,兩位兄弟都獲得了博士學位,他自己除物理博士之外,還在幾近知天命之年,僅以一年時間又攻讀了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管理學院SloanSchool的碩士學位。

  雖然李傑信一家去了臺灣,但他的父親仍然惦念著東北的老家,惦念著爺爺的墳塚。

  一九七九年初冬乍寒,李傑信受父親之托,回瀋陽老家看看。那次,他見到了二叔家五個都當了工人的堂兄弟,也找到了曾祖父完好的墳家,那掩埋在小豐滿發電廠的高壓線鐵塔背後而躲過劫難的祖墳。

  自五歲背井離鄉,三十二年之後首次的返鄉之旅,李傑信拍下的三百多張故土的人物肖像,竟使他回到美國以後心緒不寧。望著那些沒有笑臉的人物肖像,李傑信三個多月沒怎麼講話。說他心中翻騰著中華民族的百年苦難,說他心中洶湧著再造中華民族輝煌的夢想,都有些像報紙上的官話。總之,他就是三個多月沒怎麼講話。

  李傑信三個多月沉默的結果,是後來在南加州出現了一個美國促進中國科普協會。協會由與李傑信背景相同的華裔學者、專家組成。李傑信擔任了會長。副會長是梁佩路。骨幹成員有陳介中、周傳鈞、梁漢宗、李素琴、林同坡、餘家煜、李隆生等。

  中國知識分子,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打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號,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學救國的主張,但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才終於打開了國門。此刻,仍秉持著「德先生」和「賽先生」信念的一群美國促進中國科普協會的成員們想做些實事了。

  航天科學是美國的強項。多年來,被稱為NASA的美國太空總署,有個「零星搭機」計劃,其目的是開發全世界青少年的智力。在每次航天飛機飛行時,把空餘的艙位廉價開放給各國的青少年,讓他們進行航天飛機科學實驗。當時,世界上已經有二十一個國家的青少年加入了這項太空計劃,甚至包括了國力並不雄厚的印度都有學生參與活動,而中國的孩子們卻沒有機會。

  李傑信當時在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工作。那裡是NASA的飛行實驗中心之一。「科普協會」選擇了NASA的「零星搭機」計劃,作為在中國促進科普的切入點。他們把活動的名稱定為「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他們認為,使一、兩項科學實驗上天不過是個手段,而選擇哪一、兩項實驗的過程才是目的,因為動員全國青少年提出航天飛機科學實驗報告的本身就是個科普的過程。

  報國總得有門,而人脈又是當今中國成就一項事業的重要條件。李傑信所以成為了那次王贛駿一行中的成員,甘願做了一個不被人注意的角色,實際上是受美國促進中國科普協會華裔學者們的委託,前來為中國青少年參與美國「零星搭機」計劃鋪路的。

  攝製小組除了胡伊、付思和我以外,還有技術員車臨。在北京緊張的採訪中,攝像機的鏡頭始終對著王贛駿,我們幾乎都沒有注意到李傑信的存在。

  結束了北京的採訪,在飛往西安的途中,付思的座位恰巧與李傑信緊鄰。

  對海外的中國人來說,與一口「京片子」的北京人聊天,有時真跟聽相聲似的,不失為一種享受,更何況《人物述林》組的小夥子們幾乎都是「侃大山」的能手,工作完畢,紮堆聊天,天南海北,言之有物,個個「才華橫溢」。

  曾在歷史博物館工作過的付思在飛機上與李傑信的一通神聊,不只使李傑信大飽耳福,也使他對我們格外關注起來。

  抵達西安以後,我們的攝製小組放下行裝便立即像往常一樣出去「偵察地形」,並扛回了一個黑籽紅瓤的甜西瓜,付思還熱情地請來李傑信一起吃瓜。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電視編導,對每一個節目都不敢掉以輕心,而《故鄉行》又是在根本沒有考慮片子結構的情況下,就倉促上馬開拍的,我擔心回到北京交不出高質量的節目,所以,雖然我知道此行所到之處都是旅遊勝地,但毫無旅遊的輕鬆心情,直至抵達西安,我與胡伊及付思商討完三集專題片的結構,又結束了對王贛駿的訪談,我的心才踏實下來。

  我們的攝製小組充滿活力又十分友愛,確實是個吸引人的集體。我一貫主張工作的時候人人竭盡全力,都把個人的能力發揮到極至,而休息的時候,則輕鬆隨意、無拘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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