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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赴美十年有餘,我再也沒聽到黃湖和吉沙爾的消息,但我沒有忘記在返回北京前夕,黃湖向我提出的問題:「你說,華僑有沒有祖國?」

  青少年時代越南排華的經歷,回到祖國在「文革」中的境遇,移民法國後二等公民的感覺……我忘不掉在談起那引人深思又令人心酸的話語時,黃湖所流露出的悲涼神情。

  十多年過去了,不知黃湖和吉沙爾又做了些什麼,也不知他們是否還繼續保持著對中國的熱情?

  一九八四年,為紀念中國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和胡琤一行跟隨江平的機組前往美國和英國,拍攝了專題片《我們的機組》。

  以江平為機長的機組和乘務隊是個可愛的集體。我們的攝製小組也是個可愛的集體。那是一次極為愉快的工作之旅,不只攝製工作令人滿意,在全國優秀電視專欄節目的評選中,我們的節目獲了獎,回到北京以後,我還寫了四份可以加強國際電視合作的可行性報告。

  曾在中央電視臺擔任過專題部編輯的楊勁燁,那時正在加州大學洛杉礬分校電影專業讀書。在拍攝間隙,我們去探望了她。

  小楊告訴我,電影系裡有許多中國的電影史料,有些都是她在國內從未見過的,但都被散亂地扔在了一間屋子裡。或許這些資料距離美國人的生活太遠,所以並不被珍惜。

  不知為什麼,來到了國外的中國人,往往會比在國內更加在意與中國有關的事情。小楊急切地告訴我:這些史料,都是中央電視臺沒有的,肯定會派上很大的用場。如果她有錢,她自己都想買下來。那是些十六毫米的膠片。她說,她已經與系裡談好,只要一千美金便可以全部賣給中央電視臺。她委託我回北京後向台領導報告此事。她擔心時間拖久了,這些並未妥善保管的膠片會不知去向。

  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礬的世界奧運會結束後,回到北京的中央電視臺採訪小組傳出「看見小楊在奧運會上賣冰棍兒」的消息,大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小楊已經混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意思。

  其實,一千美金並不是筆大數目,但那時,像許許多多還處在打工求學階段的中國留學生一樣,小楊也只是個自費留學的窮學生,一千美金則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了。

  我相信,目前的小楊,也像所有結束了艱苦的求學生涯,找到了專業工作,一躍而成為中產階級的中國留美學人一樣,私人將那些膠片史料買下贈與中央電視臺都不在話下。

  我理解小楊迫切的心情,回國後,馬不停蹄地向台領導做了報告,但卻始終石沉大海,無人理睬。這麼多年過去了,那些膠片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

  赴美拍攝《我們的機組》回國後,我上交的四個報告中,惟一有結果的是:我把靳羽西引進了中國。

  在美國,知名度極高的華裔電視人是宗毓華,其次是董凱蒂。可惜近年來,宗毓華在電視上的表現,惹得人們十分反感。她不但聲稱在美國的中國人盡是「間諜」,引起了在美華人的眾怒,還在採訪國會眾議院發言人、共和黨黨魁金瑞奇的老母親時,惹惱了美國人。宗毓華告訴老太太「只是咱倆的悄悄話,我不告訴任何人」,引誘老太太說出了金瑞奇議論克林頓總統夫人希拉裡的壞話。金瑞奇曾在家說希拉裡是「母狗」。隨後,宗毓華卻不守信用,在電視上公佈了老太太的談話,使得金瑞奇尷尬萬分。美國大眾紛紛指責宗毓華違反了職業道德。

  一九八四年赴美拍片時,雖然我有宗毓華的電話號碼,但我沒有與她聯絡。沒事兒找她幹什麼呢?而在拍攝完《我們的機組》,卻有個叫靳羽西的找上了我。

  我們在紐約停留時,靳羽西托熟人引見,請我吃了龍蝦大餐。在那次晚餐中,她說,她曾製作過一個名為《看東方》的節目在紐約播出,她希望與我在中央電視臺聯合主持一個叫做《看西方》的節目在中國播出。

  回國後,我把靳羽西的要求寫進了報告,交到台裡。在報告中我只說靳羽西想和中央電視臺專題部合作,並未提及要與我聯合主持節目的內容。我已屆不惑之年,有了一些人生經驗。我明白有些話只不過是靳羽西的手段而已,當不得真的。況且我也不願再「樹大招風」。

  專題部主任朱景和對這個項目十分積極,曾和我一起,在北京長城飯店與靳羽西進行了磋商。謝文清副部長在家宴請靳羽西的時候,我與老朱以及王楓台長也應邀出席了。

  靳羽西就此打進了中國社會,還受到了胡啟立的接見。

  這時,電視臺內部對靳羽西有著兩種不同意見。一是為何要讓一個連中國話都說不利索的美籍人來主持堂堂中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這種意見顯然沒有被採納,因為,當電視臺的另一個部門提出,這個項目應該是他們的業務範圍,並就此成了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接手了這項工作。

  對於這種「下山摘桃」的行為,一心想為專題部拓展業務的老朱曾讓我去找靳羽西,請她出面說清此事的來龍去脈,並請她仍要求與專題部合作。

  在中國,能打進中央電視臺絕非易事。我很清楚,靳羽西在紐約請我吃龍蝦時,之所以提出要與我聯合主持《看西方》,只不過是想利用我打進中央電視臺而已。她怎麼會情願把已經到手的秋色再與他人平分呢?此時此刻去要求她不能過河拆橋,要求她信守承諾,甚至要求她具有中國武俠小說中所推崇的「仗義」情懷,講點「哥們兒義氣」,則顯得過於迂腐了。她又不是專題部的成員,對專題都毫無感情,怎麼可能考慮到專題部的業務拓展呢?

  不卑不亢應該是做人起碼的尊嚴。就電視業務能力而言,雖然我自信比她強得太多,但在中國人還沒有富足起來的年代,我一個月才幾十元的工資,連在大飯店回請她一頓的能力都不具備。「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不喜歡那種不能平等往來的寒酸感覺。雖然老朱希望我去與靳羽西交涉一下,但是,我沒有再去找她說過一句話。

  自那以後,我與靳羽西再無來往。雖然她一九八四年對我自薦在紐約十分知名,但自我赴美後,卻從未聽人提起過她。我在紐約聯合國工作的親友們也沒有一個知道在紐約有位叫靳羽西的電視人。但在講究「名人效應」的中國,如今,靳羽西似乎已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了。

  在美國電視中播放節目的租台費是筆昂貴的支出,如果在全國電視網播出則更加可觀。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外國商人在中國打開商品銷路的電視廣告費用,也應該是中國的一筆不小的收入。

  去國數年,我回北京探親時,聽說靳羽西嫁給了一個美國猶太商人。在中國,我沒有見到那個叫作《看西方》的電視節目,卻看到了據說銷路頗好的「羽西」牌化妝品。我疑惑了。她當初進入中國的真實動機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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