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5)_呂大渝

六五

　　倡議拍攝《達尼埃爾·吉沙爾》的是旅法華裔黃湖先生和作曲家王立平。

　　黃湖是越南華僑，後來回到中國，曾在對外稱為北京電臺，內部稱為對外部的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法語組工作。六十年代「四清」運動時，我和他由於參加了同一期的「四清」工作隊而結識。「文革」後，黃湖舉家移民法國，曾與法國知名度很高的歌星和社會活動家吉沙爾合作，致力中法文化交流。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沙爾就表示：「中國現在還不富有，但總有一天要站在世界前列。我要在中國還不富有的時候就成為她的朋友。」他不但是第一個在法國歌壇上介紹和演唱中國歌曲的人，還曾在一九八零、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三度來華，運來了四噸音響設備，與中國中央樂團合作，錄製了貝多芬的九部交響曲，並製成兩萬張唱片在法國發行。吉沙爾早年做過裝卸工，對於一個從底層升起的歌星，這是一次為了實現理想的賠錢壯舉。

　　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吉沙爾對中國的友好之情和所做的實事，似乎並沒有得到多少回應。這使黃湖頗為傷感和顏面無光。

　　吉沙爾曾在法國的舞臺上演唱過王立平的歌曲《太陽島上》，並邀請他訪問過法國。我最初是從王立平那裡瞭解到黃湖的心境的。後來，我和黃湖及王立平一起，策劃了人物專題片《達尼埃爾·吉沙爾》的攝製，希望以此使吉沙爾感受到中國人對他的友好回報。

　　好事多磨。我們的動機雖然如此善良，但此事又遭台級主管的百般阻撓。大約一首春節晚會的歌曲正使他心有餘悸。那似乎是首正在挨批的海外歌星的流行歌曲。而吉沙爾演唱的卻是鄉村音樂，這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但自己非要因噎廢食，別人也沒有辦法。因為王楓台長得承擔播出那首歌的領導責任，日子正不好過，就不能似以往那般果斷決絕，不過，他倒也給我指出了一條「生路」，去向廣電部謝副部長陳情。我往廣播大樓二樓跑了好幾趟才碰到一次機會，但秘書說，謝副部長正在「方便」。我只好豁出來也當了一次「好貓」，就像在北京街頭釘鞋掌的小攤上一樣，守在男廁所外「立等可取」。雖然有些尷尬和不好意思，但能順利地得到謝副部長的手諭，一切我都置之度外，不在話下了。

　　在此之前，我還打聽到地址，闖進過廣電部部長的家中，向他的家人遞交了一份報告。我自然沒有見到部長，他那時剛剛動完心臟手術，我並不敢造次。部長的兒子詢問了詳情，並答應替我轉呈。

　　為了《達尼埃爾·吉沙爾》節目選題的審批，專題部主任朱景和始終站在我的身後支持著我。他相信，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個性，會使此事起死回生。

　　赴法拍片終於得到了批准。事後想想我的作為，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惜」，難以置信。為什麼總要在節目製作之外消耗這麼多精力呢？我累極了。

　　在《達尼埃爾·吉沙爾》裡，吉沙爾以歌曲的形式，唱出了他父輩的生活，唱出了他苦澀的童年，唱出了他婚姻的波折，唱出了他人生的體驗。他還用中文演唱了兩首中國歌曲《太陽島上》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在法國，攝製小組拍下了法國的老人和孩子，拍下了舉世聞名的巴黎聖母院、埃菲爾鐵塔、香榭裡舍大道和凱旋門，拍下了巴黎的小巷、街頭的酒館、畫家雲集的高崗和塞納河畔廢棄的碼頭，還拍下了他點燃壁爐與中國藝術家的歡聚，拍下了他家花團錦簇的小院和天真可愛的孩子。

　　在中國，攝製小組拍下了同樣舉世聞名的故宮、天壇和頤和園，還拍下了北京大學熱情的年輕人和未名湖畔熊熊的篝火。

　　但是，《達尼埃爾·吉沙爾》的播出時段卻被放在了收視率很低的晚間十一點，並且，再也沒有安排重播，所以，沒有多少中國觀眾看到過這個節目，自然更談不上強烈的反響了。如此，即使我們完成了《達尼埃爾·吉沙爾》的製作，也仍然覺得吉沙爾受到了冷落，對他頗感歉疚。費了如此周折製作的節目，竟受到如此對待，原因何在則見仁見智。有些事情，並不是手中無權的小編輯們所能左右得了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不是一種很好的感覺。

　　法國是個有歷史有文化的國度。這一點，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處處可以得到印證。巴黎古老建築的維修，內部的裝修可以極盡奢華，及其現代化，但外觀必得保持原狀。試想，如果以「妨礙交通」為由，去推倒法國人的凱旋門，拆掉埃及人的金字塔，人們絕對認為這是傻子和瘋子才幹得出來的蠢事。所以，不得改變建築物外觀這一近似法律的規定，是法國人絕對有見地的政策。

　　但是，惟有在當年的中國，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可以不接受無數有識之士的多方勸阻，可以不接受在西郊建設新北京而保留北京老城的建議。據說，梁啟超之子、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的哭諫，都無濟於事。在不長的時間裡，許多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居，高聳的牌樓，城門樓和城牆，城牆下的護城河……那已有五百多年歷史，充滿著歷史與文化的老北京風情，便蕩然無存了。那是一場對文物古跡和旅遊資源的無情摧殘。

　　如今，那充滿著歷史和文化的古老京城已被毫無特色的高樓大廈吞沒。每當我回到北京，蒼涼的失落感總是堵在心頭。

　　法國人的冷漠和傲慢，舉世皆知。在法國短短的日子裡，我總能隱約感覺到這一點。

　　雖然法國在世界上的全盛時代已經逝去，但對後來興起的美國，有的法國人似乎有著一種明顯的「酸葡萄」心態。他們以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自傲，把後來因資本主義競爭興起而又歷史短暫的美國人稱為「暴發戶」，對英語極為排斥。黃湖說，有些法國人即使在必要時，能說英語也會故意不講。

　　一天晚上，我們在巴黎著名的奧林匹亞劇場，拍攝吉沙爾先生的演出。攝製小組奔波了一天還沒顧得上吃飯，所以在拍完了吉沙爾演唱中國歌曲《太陽島上》及劇場觀眾的反應之後，大家便在黃湖的帶領下去吃晚飯了。我們計劃飯後再趕回來拍攝吉沙爾在演出結束以後，為觀眾簽名的鏡頭。但在我們剛剛離開劇場，突然出現了孩子們給吉沙爾獻花的熱烈場面。當然，如果能把這些鏡頭搶拍下來，自然會為節目增色不少。當時，一位在劇場工作的法國女人到處找不到我們而焦急萬分。但是，當我們回來的時候，她根本不理睬黃湖的解釋，就像可以任意訓斥她的學生或孩子似的，毫無涵養地對我們大聲指責，極不禮貌。對這次漏拍，雖然整個攝製小組也深感遺憾，但豈能對堂堂的中國客人如此無禮？可是，集合我們攝製小組全體，除了具有「orangeiuice」之類能在飛機上混杯橘汁喝的英語能力之外，沒有一個人能用英語義正辭嚴地請她懂點禮貌，客氣一點。那天晚上，面對那位法國女人種族自大的傲慢態度，我們毫無招架之力，實在窩囊透頂。

　　會講英語是一個世界公民起碼的語言能力，但學習英語還被批判成「崇洋媚外」的「文革」陰霾剛剛散去，我們又怎麼可能一下子就與世界接軌呢？中國人需要時間。

　　法國人的冷漠，還表現在對待外族的態度上。在法國生活的外國移民，比在美國更加「二等」。在美國，只有印地安土著才是北美大陸最早的主人。就算自詡為老牌的美國人，祖上也不過是乘「五月花」號從英國抵達波士頓港的清教徒。他們比後來人定居美國的時間，充其量僅早上三百多年而已。大家都彼此彼此，全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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