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4)_呂大渝

六四

　　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議論得火冒三丈的時候，我對王元洪說：「頭兒，你再去問問，我們底下人三伏天揮汗如雨地在大太陽底下幹完了活，請他在樹蔭涼裡搖著羽毛扇睜開眼皮子瞄一眼都不行嗎？」只見王元洪愣了一下，然後突然說：「我只好『重操舊業』了。」說著就走出了辦公室。

　　第二天，電視臺興師動眾地在貴賓間審看了《故鄉行》，還有服務員端茶送水招待。審片的大概是代表航天部部長的一位副部長。廣播電視部部長的秘書也在座。那天，電視臺的主管副台長自然也到了場。

　　審看後，《故鄉行》得到了好評，只是提出了一個修改意見：不要用趙紫陽總理接受贈送國旗的鏡頭做片頭字幕襯底。據王贛駿說，那面國旗是被他帶上過太空並附有公證書的。

　　由於國情不同，七月四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雖然在華盛頓紀念碑下放焰火，人們唱國歌時神聖自豪的神情曾讓我感動不已，但在太空博物館外的街攤上，小販們吆喝著兜售美國國旗圖案的大褲衩，倒也自由自在。其實，用趙紫陽圖像作片頭襯底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實在捨不得拿掉那個鏡頭，但為了播出，當然還是及時照辦了。

　　事後，當眾口誇讚王元洪「神通廣大」的時候，元洪兄也十分得意。原來，他那天離開辦公室以後，根本沒有再去遊說主管副台長，而是先給航天部掛了個電話，聲稱廣電部部長邀請航天部部長審片。與廣電部部長同是湖北老鄉的航天部部長，欣然接受了「邀請」。然後，王元洪又十萬火急地告訴廣電部部長秘書：航天部部長第二天下午兩點要來看片。於是，《故鄉行》終於順利播出了，還成了後來全國電視專題節目評選的獲獎節目。

　　這就是王元洪的所謂「重操舊業」。元洪兄說，我好久沒幹這種事了。你那天說「三伏天揮汗如雨」什麼的，讓我聽了很難過。我是不得以才這麼做的啊！

　　「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元洪兄就是一隻捉住了老鼠的好貓。

　　從小，我在電影裡看到的共產黨員似乎都定了型，所以，怎麼也不能把時而頭髮一甩，擺出一副風流倜儻模樣的組長王元洪與「共產黨員」的稱號聯繫在一起。

　　當王元洪申請了幾十年，好不容易入了黨的時候，我調侃他：「元洪，如今你可當上共軍啦，乾脆，我去參加『民革』，當國軍吧？咱《人物述林》組也來個『國共合作』如何？」搞得王元洪哭笑不得。他知道我總愛「胡說八道」，所以只是命我「嚴肅一點，別胡說八道」而已。

　　我當然不會真的去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玩笑罷了。但是，敢和頂頭上司開玩笑的集體自然是個快樂的集體。我敢跟王元洪開玩笑。他在我的心目中並不是個「組長」，而是一位朋友。

　　告別了故土，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我仿佛成了一隻離群的孤雁，很不適應。我留戀著與人物組同事們相處的時光，更留戀著與元洪、友友、胡琤共事的往昔，那被戲謔為專題部「四人幫」的日子。

　　一年後，元洪兄有機會帶隊來美拍片，捎來了友友送給我的幾盤俄羅斯民歌錄音帶，那些陪伴我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的歌曲。友友在信中仍像當年一樣親切地叫我「渝哥」。

　　友友是個很想成就點事業的人。他在信中告訴我，一個從美國回大陸探親的朋友曾非常感慨而不無遺憾地對他說：「大陸上的人怎麼都沒有夢了！」友友說，他無言以對，因為他「也沒有夢了」。他問自己：人到中年，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是不是只存在於我們這塊土地上？他說，上有年老病重的父母，下有年幼無知的女兒，工作負擔又是那麼沉重！但只要能真正幹點事情，這些也就算不得什麼了，問題就在於幹不成事。

　　我理解友友的苦衷。當年在電視臺，混日子其實是件很容易的事，既舒服又保險，但還有夢想的友友說：「那等於浪費生命。」

　　我收到友友那封信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個年頭。後來，友友放棄了鐵飯碗，離開了電視臺，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下了海。

　　今天的中國，雖然人際「關係」仍是成就事業的重要因素，但人們施展抱負的機會和空間確實比起過去多了不少。

　　我每次回北京的時候，去看望友友是個必不可少的節目，可我很少問起他「下海」後的「泳技」。友友是不是發了大財並不重要，我只希望他活得充實，還有著夢想。有了夢，哪怕只是個小小的夢，人生就有目標，生命就不會老。

　　「怎能忘記舊日的朋友，心中能不懷想，如今卻勞燕分飛，遠隔大海重洋。」這是友友贈送我的錄音帶《難忘的歌》裡那首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的歌詞。

　　現在，我的老朋友元洪兄已經退休，胡琤也離開了專題部，但對他倆及友友，正如在友友那封信裡說的：隔山隔水，萬里迢迢，怎不令人思念呢！

　　【二十六　出國拍片】

　　改革開放前，人們能走出國門，看看外部世界的機會少之又少。出國拍片，更為罕見。最主要是經費的困難。但只要自行籌劃到外匯費用，情況就會簡單很多。

　　八十年代以來，在專題部，我曾有兩次自籌經費出國拍片的機會。每次，我都會「底氣」十足地去和主任老朱「討價還價」。

　　其實，從電視編導的角度出發，我的要求簡單合理：我希望自行挑選各工種的業務尖子，組成一流水準的攝製小組。只有各行業的工作質量都發揮到極至，才能有整體的最佳效果。為此，我曾固執地與老朱爭執過。老朱說，你也得為我想想啊！我說，我是編導，只考慮節目質量。厚道的老朱對我只有苦笑。他曾是個很好的攝影記者，文筆也不錯，當然懂得一個業務水平低下的成員對整體工作質量的影響。而在名額原本就十分緊缺的情況下，再去照顧一個與工作毫無關係的人士則更加說不過去了。但機會總是集中在少數幾個人身上，老朱也的確難以招架。政治就是妥協。為了成行，最後，我也不得不同意讓老朱塞進一個「平衡」，砍掉一個在製作後期才需要參加進來的工種。這當然使那位被削減下來的同事很不高興：出國工作的時候扔下了他，回來幹活的時候又求上人家，實在不夠「仗義」。但在中國當年吃「大鍋飯」的體制下，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調到專題部以後，我曾和胡琤遠赴英、美，合作了紀念中國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我們的機組》。還和音樂編輯了朝原以及攝影師韓建群赴法拍攝了介紹法國鄉村歌星的《達尼埃爾·吉沙爾》。

　　《達尼埃爾·吉沙爾》是我第一個音樂片形式的人物專題節目。在組建攝製組的時候，我邀請小丁與我做了聯合編導。丁朝原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幾十年來，我一直叫她小丁。在中央電視臺，她先做過很長時間的音樂編輯，以後的十多年裡，她先做了一陣子音樂專題節目的編導，後來又成了中央電視臺專欄節目的製作人。

　　人們懷念一個地方，不僅僅因為那裡有著同種同宗的陌生人群及熟悉的江河大地和母語，更因為那裡有著不論何時，不論何地，哪怕身處逆境，哪怕遠隔萬水千山，都永遠不會背棄自己的朋友。那溫馨的人情，是炎涼世態中的無價之寶。

　　小丁是我的摯友。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終給予了我深深的信任和理解。離開中國十多年來，因為在北京的小丁們，北京使我感到親切。我懷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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