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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拍攝故事片時,每一個鏡頭,導演都可能有條件與攝影師仔細推敲,但拍攝有新聞或記錄片性質的專題片,無法組織拍攝,就要仰仗攝影師的功力了。在赴美拍攝《我們的機組》時,雖然用胡琤的說法是「鏡頭往哪一件都是個好畫面」,但他對細節的抓拍,使得剪接出來的成品如同故事片般講究,非常出彩。在每次拍攝中,只要胡琤在場,我就覺得踏實有靠。

  專題部主任朱景和、副主任趙化勇都是記者出身。朱景和曾是中越戰爭的戰地記者。他們思想開放,待人誠懇,愛護部屬,頗有事業心。

  頂頭上司王元洪最大的優點是絕不嫉賢妒能。他常常以部下的成績為自己的驕傲。這一優點,與我一九七八年赴日採訪時見到過的日本同行非常相似。在我離開中國最後一段工作時間裡,能遇到這樣一位不怕功高蓋主的上司,實在是人生之大幸。

  作為一個小小百姓,國家大事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卻過於憂國憂民,而且,又常常以逞一時口舌之快的方式加以表達,搞不好就會惹上麻煩。在一個曾具有幾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的國度,「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老話,是世代中國人從血的教訓中總結的處世哲學。回顧以往,我也是因逞一時口舌之快的個性違背了老祖宗的教誨而惹禍上身的。不過,我的「言論自由」又妨礙了誰呢?所幸的是,在我離開中國前的日子裡,專題部開明的領導和寬鬆的氣氛,給了我一段平靜的時光。

  其實,沒有實權又富於正義感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不在少數。有一年,電視臺記者拍攝了停放在北京百貨大樓門前拉著窗簾的紅旗牌小轎車的新聞,批評了一些高幹家屬假公濟私的特權。播出後,群眾反應十分良好。

  有一天,一位張姓部長到新聞部例行審片。那時,電視臺專題部和新聞部在同一樓層辦公,彼此都很熟識。我和許多編輯、記者一樣,常常站在審片間門口關心審片結果。很可能是那條百貨大樓的新聞受到了批評,審片中間,突然聽得部長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冒出一句:「小汽車上掛窗簾,是因為首長怕曬太陽。」不知是什麼鬼使神差,我竟不假思索,憐牙俐齒地大聲脫口而出:「如果首長已經到了連隔著車窗的太陽都曬不得的地步,那他已經失去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了。」只見部長先生一愣,接著鐵青著臉從未見過我似的說:「這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哪個單位的?」但當場沒有一個領導和百姓給他回答。我的「膽大妄為」也把自己嚇了一跳,只好趕快溜之大吉。後來,專題部領導也沒有為此跟我過意不去,只是公佈了一條不成文的紀律:以後審片時,閒雜人等一律不得前往。從此,審片間門庭冷落。

  作為一個口無遮攔的「閒雜人」,我終於失去了站在審片間門外的自由。別的編輯、記者也因我而遭池魚之殃,絕了站在審片間門外關心電視事業的路。

  但是,專題部主任老朱對我這個「閒雜人」還是很器重的。在中央電視臺的二十多年來,我惟一的「仕途」,被任命為王元洪的副手,當了幾天《人物述林》組副科長的日子,就在老朱任上。不過,我這個在中國時的最高行政職務,很快又因我在組裡一次「口無遮攔」而有體面地被請下了台。

  《人物述林》組年輕人居多。除了胡琤以外,後來《東方時空》的製片人及後來都有很好發展的王新中、童甯、陳芒、關海鷹等都是早年《人物述林》組的成員。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組長王元洪奉上級之命,召集七、八個小組成員開會,要求每人交出兩個針對當時形勢的選題。會上始終冷場,無人發言。

  在專題部,我熱衷的只是有創作激情、有感而發的選題。作為王元洪的副手,我理應積極協助他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但我卻也和組裡的小夥子們一樣,沉默不語。

  當王元洪點名讓我帶頭發言的時候,我說了真心話。我引經據典,說古論今,還搬出了毛主席著作來保護自己。我說,我擔心今天奉命做的節目將來會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那將使我於心不安,所以,我得做個明白人,希望給我一點時間跟上形勢再說。我提出了一個明知不現實的選題,甚至還在會上勸說元洪兄不要盲從。於是,上級交辦給《人物述林》組的那次任務便不了了之。

  當天列席會議的黨支部成員對我這位黨外人士不保持一致的行徑,沒做任何批評,只是在不久後專題部的大會上「調整機構」,宣佈各組組長、副組長名單時,沒再聽到我的大名。

  我體面地下了台。大家心照不宣。我想,站在電視臺或專題部領導的立場來看,不起用呂大渝這類自有主張的分子,純屬理所當然。

  我從不熱衷仕途,被摘去了「七品芝麻官」的頂戴,並不介意。

  雖然在專題部度過的日子,還不足我在中央電視臺全部工作時間的五分之一,但我喜歡專題部。而《人物述林》組更是個快樂的集體。每個成員都充滿活力,有著強烈的事業心。組內的人際關係仿佛兄弟姐妹一般,十分融洽。那段生活,令我非常留戀。我被調去的時候,人物組剛剛組建。王元洪、丁友友、胡琤是「開組元勳」。後來,我們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論誰碰上點哪怕不大的好事,必定互相惦記著。

  組長王元洪不是個很「正統」的人,他很好相處。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和胡琤、付思拍完王贛駿一行訪華的素材以後,又馬不停蹄地進了機房,編輯出一個三集的系列片《故鄉行》。當我們日以繼夜地做出了完成片,一位主管副台長卻遲遲不予審看。

  《故鄉行》是個時效性很強的專題片,再拖延下去,變成舊聞,就不能播出了。但王元洪催促了幾次都不見動靜。不知有關領導顧慮的是什麼?以如此篇幅報道一個美籍華裔太空人是否使他頗費思量?總之,我們都明顯地感覺到拖延審看似乎是有意的。

  但是,經過審看,若能說出個讓我們心悅誠服的理由,再封殺節目,使我們的辛勞付之東流,大家也無話可說,而以不屑一顧的拖延戰術使節目失去時效,則令人不以為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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