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0)_呂大渝

六〇

　　五、六十年代理想主義氛圍，使我對愛情和婚姻充滿了精神重於物質的嚮往，但「文革」中人性的暴戾，使一切美好情感的生存環境都蕩然無存，使只能在人世上走一遭的人們，感情生活極度貧血和殘缺。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到北京，聽說曾在美國流行的小說《廊橋遺夢》在大陸中年人中暢銷並引起了強烈共鳴。我深深理解這一社會現象的含意，理解我同代人感情的期望。失落和生不逢時的苦衷。

　　午夜夢回，我偶然也會以平靜的哲學心態，使思緒回到遠去了的歲月，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前的大背景中，審視和解剖自己。

　　雖然，我和我的同齡人沒有「六八人」的福分，但我仍為他們的幸運感到欣慰。畢竟，社會在進步，後來人終於能夠比我們有個更富裕、更能施展才華、更充滿人性的環境。

　　【二十五　專題節目編導】

　　一九八二年春節前夕，因為顧慮影響票房收入，中影公司原來同意中央電視臺在正月初二播出的一部新故事影片，突然宣佈撤銷。這時，距春節僅有一個月的時間了。主管宣傳業務的阮若琳副台長與我閒談時焦急地提及了此事，並問我有沒有可能在春節前趕出一台「自製節目」？我不明白老阮為什麼會要我自辦一台春節節目，因為我從不曾組織過晚會節目。

　　對於自己的組織能力我始終是自信的。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士為知己者死」。依照我的個性，既然老阮對我如此信任，我兩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了。

　　我向老阮提出，只要答應我三個條件，我就敢立軍令狀。第一，立即批准我包車。這樣，一天可以當成兩三天使用，爭取了時間。第二，電視臺的精兵強將任我挑選，不容商量。第三，批准高製作經費，付給演員高報酬。不料，我開出的三個條件，老阮居然都答應了。

　　有了創意，一切才有進展下去的基礎。我相信相聲大師侯寶林會給我很好的主意。當晚，我就包了首都汽車公司小王的小車，直奔木樨地二十四樓侯寶林的住所。從一開始，我就把時間緊迫等一切困難都告訴了小王，並請他在做司機的同時，也參與到節目的組織工作中來。這樣，小王和後來也同我一起工作過的小甄，積極性都被鼓動了起來，份外做了很多劇務工作，成了我的好幫手。他們的小汽車也使工作效率提高許多倍，從此，學會開車，就成了我的夢想。

　　去侯寶林家的那個晚上，正好他的二兒子侯耀文也在家裡，講清了來意之後，侯耀文的一句話，說得我眼圈都紅了。他說：「別人的忙可以不幫，大渝的這個忙非幫不可。」我當時的情緒，還沒有從那次飛來的橫禍中恢復過來，逆境之中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感到無比溫暖。

　　在那個春節之前，我和侯耀文並無深交，在那個春節之後，我和侯耀文也沒再有什麼來往。但是，近十年後，侯耀文、石富寬、姜昆、王剛等許多演員前來美國，在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大學演出的時候，作為美國《國際日報》駐華盛頓記者，我曾冒著謗淪大雨前往採訪。見到侯耀文的時候，竟覺得他仿佛是我遠道而來的一位兄弟，倍感親切。

　　「別人的忙可以不幫，大渝的這個忙非幫不可。」雖然歲月滄桑，世事多變，但我忘不掉一九八二年冬天侯耀文說過的那句話，那令我淚下的一句話。

　　侯寶林建議搞一台「相聲反串京劇」。所謂「相聲反串京劇」就是由相聲演員來演出京劇，甚至男扮女裝。所選劇目的道白和唱詞，會被改成幽默逗笑的詞句。侯寶林說，一九四九年以前，每到春節期間，平日各自謀生的相聲演員就會湊在一起反串京劇，但這一形式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再也沒有搞過。侯寶林建議選擇《蕭何月下追韓信》和《三不願意》兩個段子，並興致勃勃地承諾扮演蕭何一角。

　　在我心中無底的情況下，「相聲反串京劇」的主意使我踏實下來。侯耀文也十分興奮。他立即和我一起搭乘小王的包車去聯絡其他相聲演員。當夜，我們就去了常寶華、常貴田叔侄倆和高英培等人的家。已經有三十多年沒再搞過的「相聲反串京劇」，令所有的相聲演員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以後參加進來的還有中國戲曲學校的師生和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李小力等。

　　正值春節期間，當時各文藝單位的演出都十分頻繁，相聲演員更是忙上加忙。因為得到了老阮「高製作經費」的承諾，我立刻在民族飯店包了房間，「相聲反串京劇」的主要演員們，便在那裡安營紮寨，每天晚上結束了各自的演出任務以後，再集中到民族飯店，從晚上十一點排練至淩晨三點。

　　電視藝術是個工種眾多的事業，絕不同於我後來在美國做中文報紙記者那樣，一個人、一輛車、一張紙、一隻筆、一部電話、一台傳文機就全有了。

　　說不清我在那次春節節目中充當的是何種角色：大到制定節目方案，小到採買演職人員餐食，最後，我還和剛剛出道的北京人藝演員梁冠華一起為節目錄了段開場白。總之，事無巨細，凡是工作需要的，我全都非常投入。

　　「相聲反串京劇」的形式，得到了老阮的批准，並確定由中央電視臺早期三次《笑的晚會》的導演王扶林錄製這組被定名為《新春樂》的節目。

　　為了使節目內容更加多樣，王扶林希望再加上一組二十分鐘的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表演的節目。於是，我立即出發前往上影。

　　我要去上海了。侯耀文等演員們都說，讓我放心，等我回來，一切都會如期完成。

　　飛機在上海落地以後，我直奔上影廠找演員牛犇。他正在攝影棚裡拍戲，我就呆在一邊坐等。在那之前，我和牛犇並不認識。從立下軍令狀之後，我一天幾乎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牛犇後來對我說，當他拍完那個鏡頭下來找我時，看見我已經坐著睡著了。他想，一個累成了這樣的人，准有很大的難處，一定要幫助這個人。

　　牛犇真是個好人。他也像正在北京排練「相聲反串京劇」的演員們一樣，叫我放心，讓我立刻趕回北京照顧其他事情，他會準時把合乎要求的節目帶寄到北京。

　　我雖然回到了北京，但卻始終惦記著上海的那組節目。春節前，牛犇準時把幽默歡快的節目帶寄到了。一些知名的老電影明星都出了場。「在歡度節日愉快的時刻，祝你歲歲平安，天天快樂！讓歌聲驅散往日的憂愁，讓酒香溫暖人們的心窩。」節目最後以一曲《祝願歌》結束。

　　導演王扶林看了錄像帶後連連誇讚我「對得起江東父老」。其實，我並沒有在上影的那組節目裡付出太多的辛苦。節目的成功建立在那些從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老藝術家的功力上。他們單純執著、可敬可愛，總想抓住機會，多做一點事情。我感謝牛犇。

　　「相聲反串京劇」進入連排階段時，全體演職人員都集中到了位於豐台的京豐賓館。我仍然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睡眠。

　　正值寒假，兩個孩子都在我身邊被訓練成了很負責任的小劇務。苗兒還在《蕭何月下追韓信》高矮胖瘦四個龍套中，客串了一個小龍套。幾位相聲演員開玩笑說，我們娘兒仨可以開辦一個絕對專業的「演出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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