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9)_呂大渝

五九

　　或許是「文革」之後，人們已經厭倦了大人物一言九鼎禍及百姓的整人方式，當時主持電視臺宣傳工作的副台長阮若琳幾乎沒有理會那則批評。她說，節目是經過台領導審看後播出的，便沒有再追究我的責任，否則，我可能又會招惹一場無妄之災。

　　在親自動手採制節目的過程中，我熟練地掌握了電視編輯機的聲畫剪接技術和基本的蒙太奇技巧，為日後正式調往專題部擔任《人物述林》組的編輯、記者和主持人做好了業務準備。

　　就在對我漫天飛舞的謠言之中，我的好朋友、錄音師小緯多次到我家探望和勸說，我才結束了近一年的「罷工」生涯，回到電視臺上班了。

　　八十年代初，中央電視臺專題部新開闢的欄目《人物述林》組主持人的位置曾為許多人嚮往，首任組長王元洪因為在多年合作中對我的能力和工作態度的瞭解，又對於逆境中的我十分仗義，他告訴了我熱衷那個職位的一些人名，但他斬釘截鐵地說，那個令人羡慕的位置只為我一個人留著。王元洪對我的知遇之恩，我深懷感激。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雖然人生的逆境傷害了我，但卻使我在阮若琳副台長的首肯下，得到了那份心儀已久的《人物述林》組的工作。此後，又使我走上了完全不是我預料之中的生活道路。中國人常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冥冥之中，人的福禍是否都有個定數？我說不清楚。

　　一九八四年春天，為紀念中國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曾帶隊跟隨國際航線江平的機組去美國和英國採訪，我們拍攝的電視專題片《我們的機組》也在全國專題節目評選中獲了獎。在那次赴美拍攝的時候，我結識了美國女作家包柏漪。

　　包柏漪當時的管家龍姐是印尼歸國華僑，電影女導演張暖聽中學的同學。我赴美時受託給龍姐捎去一點中藥的時候，包柏漪在她紐約的家中招待了我。我們相談甚歡。談得較多的是「文革」。她是位作家，比較關心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和心理活動。記得她問起我在廣播局的批鬥大會上，挨打了沒有？廣播局畢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武鬥的情況井不多見。我告訴她台下的人只是對我喊口號，沒有打過我。造反派如果動手打一個二十歲才出頭的女孩子，可能也會不得人心。她還問我，在臺上挨鬥的時候想的是什麼？我說，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淺藍的確良短袖襯衫、深藍人造棉裙子和一雙白色塑料涼鞋。雖說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但我仍不願低頭彎腰過於狼狽。我想的只是颱風要好，不要「三軸平行」。因為我站得挺胸收腹，目光平視，台下便有人為了「痛打落水狗」，喊口號叫我「低頭」。當然，在那種被動的處境之下，眾人硬堅持要我低頭彎腰的話，我也只能不得已而為之。但是，我只把視線降低了一點，台下的人們竟然就放過了我。我猜，大多數人對我還是有惻隱之心的。我開玩笑說，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在能容納千人的廣播劇場舞臺上，我已經淪落到了挨鬥的地步，想的竟還是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面對的好似仍是我的電視觀眾。包柏漪聽得哈哈大笑。

　　包柏漪隨上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夫婿洛德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龍姐的電話，包柏漪要請我去吃晚飯。說實話，「文革」剛剛過去，我對這種單獨進入美國駐華使館赴宴的舉動，仍心有餘悸，十分矛盾。不接受邀請的話，實在失禮。如坦誠地說出我的顧慮，又恐怕給國家造成不良影響，所以我雖從未回絕過任何類似的盛情邀請，但內心卻始終忐忑不安，擔心給自己惹來新的麻煩。

　　洛德任內，包柏漪在中國文化界頗為活躍。她經常在大使館裡舉行招待文藝界人士的電影茶會。

　　那次晚飯之後，我又應邀去參加過一次包柏漪的電影茶會。在茶會上見到的還有英若誠、宋丹丹等很多人。女作家張欣欣也去了。那時，張欣欣正和中央電視臺專題部的記者童甯合作電視報告文學，拍的是一些普通中國人的故事。

　　在包柏漪的電影茶會上，張欣欣問起了我的遭遇。她說：「你好好想想，究竟得罪了誰？」她還說：「你可以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當然不是現在。」

　　一代名優阮玲玉曾在自殺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名句。在我壓力最大的時候，雖然如始終關心我的一位台領導和我廣播學院的一位同窗好友判斷的那樣，鑒於我的個性和經歷過「文革」遭批鬥的鍛煉，我不至於尋短，但總讓那些流言蜚語像影子一樣跟隨著的日子實在令人厭倦。

　　當年，在我人生極度低潮的時候，曾有一位作家朋友也勸慰過我。他說：世界上的人分成議論別人的和被人議論的兩種人：有成就的被人議論，沒成就的議論別人。他開玩笑說，美國人為了出名是不擇手段的，而我身上的中國色彩太濃了，所以才會那麼在乎別人的議論。雖然他的勸慰並不能令我釋懷，但他說，在中國，為右派分子平反用了二十三年的時間，現在，你又不能指證出造謠的人，根本別指望有誰能為你闢謠。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過自己的日子。這很實在的話語我是聽進去了。

　　美國大使館的那次茶會至今，十五年過去了，我並沒有忘記張欣欣的建議。但時過境遷，中國社會已經開放了許多，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極大變化。以往那些個別政工幹部及頂頭上司以手中的職權嫉賢妒能，甚至以干預百姓私生活為己任的作風早已沒了市場。

　　當我遠離了故土，在不惑之年又從零開始了艱難起步的時候，人生道路上往日的恩怨得失，那些粥少增多的紅眼嫉妒，那些我是你非的雞毛蒜皮，那些婆婆媽媽的飛短流長，早如過眼雲煙，從喧囂歸於平靜，無足輕重。

　　日前，北京市僑辦的兩位領導幹部造訪華盛頓，作為大華盛頓地區北京同鄉會理事會的成員，在歡送他們的晚宴上，我聽到了國內關於「六八人」的說法。

　　那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們在六十年代困難時期過後出生，躲過了饑饉的年代；「文革」中盛行「知識無用論」的時候，他們還是學齡前兒童；中學畢業，他們恰逢恢復高考；該走進社會了，他們又趕上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步入市場經濟的好時光。剛近不惑之年，他們當中的精英，已經成了社會的脊樑。

　　我沒有「六八人」的福分。

　　三年「困難時期」經濟的停滯和接踵而來的十年浩劫，電視事業無法發展。在我青春鼎盛的年代，縱有無限才智和激情，也沒有足夠的施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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