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8)_呂大渝

五八

　　十數年前，在中國一個宿舍大院裡，我曾被一對每天傍晚散步的老夫妻深深感動。老先生是位大學教授，年輕的時候可能英俊瀟灑過，但那時已經彎腰駝背，比也是知識分子氣質的老太太矮了一大截。他們一輩子的話可能都說完了，所以總不見他們交談。但是，惟有在青壯年時期共同經歷了多少大風大浪大悲大喜的夫妻，才能換來晚年如此和諧地結伴而行。那對在夕陽中互相攙扶著默默散步的老夫妻，真美！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的晚年都會有這樣的福分。著名老作家錢鐘書所著《圍城》中的幾個人物，在談到結婚離婚時引用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議論，諸如「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形容婚姻「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這些議論可能說出了許多婚姻的狀況。但是，對於一場不幸的婚姻，惟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深切體會個中的無奈。

　　【二十四　柳暗花明】

　　電視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是個特殊的職業。在我幾近一年不會上班的日子裡，當我帶著兩個孩子又回到度過了少年時代的馬將軍小院時，我對自己的職業思考了許多。

　　我清醒地看到，即使一個電視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已經躋身于名流之列，但假如沒有真才實學和實際技能，一旦離開了觀眾和屏幕，則會像崔健後來在歌中唱的那樣：一無所有。

　　過了而立之年，我已不滿足只照本宣科別人的稿件，特別是我日益嚴重的神經性咽炎，不脫離播音工作便永無痊癒的可能。長久以來，我渴望在審查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嘗試電視編導的工作，做些有點人情味的節目。我自己選題採訪、自己編導撰稿、自己帶隊拍攝、自己剪接配樂、自己解說演播的願望日益強烈。這是一個比電視播音員對自己的工作有著更多主動權的選擇。

　　說起向電視編導的發展，在我做電視播音員的後期，常找我合作的專題部記者王元洪就支持過我的想法，並給了我一次次的機會。那時，我製作了《哦！少年時代》和《哦！教師》等節目，並得以在他的欄目中播出。

　　《哦！少年時代》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時，為那幻滅了的少年時代的美好理想而採訪製作的。

　　許多觀眾在童年、少年或青年時代都看過兒童片《祖國的花朵》。馬將軍小院的街坊、印尼華僑老杜甚至在海外讀中學的時候，因為嚮往《祖國的花朵》裡的孩子們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在北海公園划船的「幸福生活」，而在五十年代末期毅然回國就學。當然，在「文革」期間老杜指責我參與過的那部兒童片「欺騙」了他，則不是我能負得了責任的事了。

　　最早，我計劃通過電影《祖國的花朵》的片斷去追尋當年的小演員、如今的中年人：科技人員、礦工、教師、文藝工作者……的足跡做個專題節目。我似乎已經看到了一個既引人深思、又富於人情味的節目。但是，那個年代，電視節目的選題還不似如今這樣寬鬆，加之我本人又介入那部兒童片，為了避嫌，我只好放棄了這一構思。

　　「文革」結束不久，正值北京市少年宮舉行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我寫了一首詩，作為少年宮初創時第一批老組員的發言，在後來毀於一場大火之中的大殿裡，由我、欒景泉、張筠英及瞿弦和集體朗誦。我因此受到啟發，把採訪對象，改成了在少年宮裡度過少年時代的中年人：科技工作者、小學老師、芭蕾舞教員……

　　但是，我仍不能忘情于《祖國的花朵》主題歌。憑著記憶，我寫出了那首主題歌的全部詞曲，給長春電影製片廠和曲作者劉熾叔叔寄了去，希望得到錄音帶。我打算把它用在《哦！少年時代》裡。

　　「哎！夥伴們，唱吧。誰有我們這樣高興，我們有一對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見了遠大的前程。遠大的前程，美麗的星星。」回憶這首歌曲的時候，我總想哭……

　　「文革」後的長影沒有給我回音，我沒能得到那首歌的錄音帶。後來，劉熾提起我給他寄去的歌篇時說：「你比我記得還清楚。」

　　劉熾叔叔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毫無所知，見面時，也一句沒問。那個年月，他的日子想必不會好過，多問只會平添傷感。我猜，他的原稿一定是在那災難的十年中毀掉了。

　　我接著製作的另一個專題是《哦！教師》。這個節目是在改革開放之初，跟王元洪等一起到廣東和福建拍攝《訪東方賓館》、《訪深圳海關》和《福建行》時，我就福州一中的語文教員崔興成老師的住房問題所作的即興採訪。

　　平日，崔老師及其也曾是教師的老岳母和大舅子、小姨子共三、四個戶口本的三代十幾口人，竟只能在那一間屬老岳母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古舊老屋裡繁衍生息。

　　我們的攝像機拍下的那間屋子，擺放著僅以蚊帳作為每戶「疆界」的兩張大床、一張小床和全屋僅有的一張書桌，還有在房中半空架起的樓板，上面住著大舅子一家三口。

　　就是在如此不可思議的居住條件下，這個教師之家的兩代五位教師仍然無怨無悔地為國家培養著後生學子，他們有的還是學校的骨幹力量。

　　在《哦！教師》中，崔興成在呼籲有關部門關心教師住房問題的時候，對十年「文革」之後的國家仍然充滿了諒解與期待。

　　崔老師對我侃侃而談。中國教師的奉獻精神使我感動萬分。我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了深深的尊敬和同情。

　　中國電視觀眾慣于把報紙、電臺、電視臺當成國家的代言機構。其實，《哦！教師》這類節目，對結束了十年浩劫，剛剛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政府和人民之間，不乏溝通和橋樑作用，有益無害。節目播出之後，雖然得到了廣大觀眾的好評，特別是受到了教師們的歡迎，一些北京的教師們甚至把讚揚的電話打到了我的辦公室，感謝我理解和講出了他們的困境。但是，當時一位中央高級領導幹部卻對節目給予了嚴厲的點名批判：「呂大渝利用極端事件挑動群眾對黨的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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