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7)_呂大渝

五七

　　不料，正在我幫著老太太殺雞的時候，我的朋友氣急敗壞地跑了回來，她說，「大事不好」，公安局要對「失蹤」的我進行「通緝」了。

　　原來，專題部記者王元洪接到去採訪一位非洲國家元首的任務，便到播音組點名找我與他同去工作。這種差事王元洪基本上只找我合作，所以十分招嫉。為此而產生的人事矛盾不言自明，假如恰是我的上司成為了我矛盾的另一方，於我則是禍不是福了。或許我這種猜測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實在沒有料到，為了那一天我自行安排的補休，在還沒有弄清我的下落的情況下，竟會鬧到要公安局對「失蹤」的我進行「通緝」的地步。

　　刹時間，從生活作風、經濟犯罪到政治問題，凡是能加到一個女人身上各種版本的謠言，鋪天蓋地而來。

　　自那以後，對我漫天飛舞的謠言發展到了離奇的地步，諸如：走私黃金、倒賣兔子、看見我在日本大使館的院子裡溜達、會四國外語以及五花八門的桃色誹聞。而且，越是不認識我的人，對我越「瞭解」。連日本某通訊社居然都登出了一條新聞，說我走私情報，「已被捕判刑」，甚至是「確定無疑的」。

　　《參考要聞》是一本類似三十二開雜誌的中國上層每日出版的內部資料，俗稱「大參考」。我親眼看到日本人寫的那條被轉載在「大參考」上的「新聞」時，正陪朋友去拜訪一位老者。那位老者曾當過毛主席的警衛員。他請我吃蘋果的時候開玩笑說：「你還不錯，坐了監獄還能吃蘋果。」在我莫名其妙之際，我在他家見到了今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參考要聞》。

　　看到那條日本通訊社的「新聞」，我驚呆了。我只不過是個普通的播音員，是被一位打成「右派」的電臺播音員形容為「肉喇叭」的播音員而已，除了每天播送的天氣預報，我又能有什麼國家「情報」可去「走私」的呢？

　　赴美後，我才知道這大千世界還存在著一項「誹謗罪」，日本人在他們的媒體上白紙黑字地對我公然造謠，已構成「誹謗罪」無疑，但當時的我卻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

　　對一個人來說，家庭究竟意味著什麼？說是加油站也好，說是避風港也罷，總的來說，家人的支持，特別是危難之中的支持，往往是一個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假如在我訪日歸來的那場危機中，我的前夫採取了擱置個人恩怨而拔刀相助的做法，依照我的個性，我們的婚姻或許會因此而起死回生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縱觀我所聽到的五花八門的離奇謠言，許多都與日本有關。這便是我前夫的「貢獻」。我一位好友的被稱為「日本大叔」的鄰居，是日本歸國華僑，並仍有家人僑居日本。訪日歸來，他們曾托我的朋友請我數次赴宴。這一交往，使我的前夫耿耿于懷。在我陷入單位人事危機和我的婚姻瀕臨破裂的時刻，我與「日本大叔」家人的來往被他提供為推波助瀾的炮彈。我猜，一切「日本大使館」或一切「日本人」類的謠言版本大約都源於此處。

　　平心而論，但凡對「文革」前後的外交和國家安全工作有些常識的人，那些漫天飛舞的謠言哪經推敲？但當時確是傳得五花八門。

　　第二天，當那一、兩位「組織」從同去深圳出差的同事處得知我的去向，給我的朋友打了電話，找到了我之後，卻要我交待其間分分秒秒的行蹤。我是個「順毛驢」，堅決拒寫「交待」。在電話中，我對那位領導說：「如果你每天的行蹤，包括上廁所都得向你的上司報告的話，我才告訴你我的行蹤。」我激怒了他。他說：「你要對你的行為負責！」我答：「負責就負責！」摔了電話之後，我「罷工」了，幾乎整整一年沒上班。

　　當年，個別領導幹部生活不檢點，可誰敢有半句非議？但對待一個多年來認真努力工作的普通人，就算在處世上有些不周之處，何不坐下來像長輩似的、像朋友似的好好談談？對一個平頭百姓怎麼竟如此粗暴？我感到十分寒心。

　　往事如煙……婚姻的不諧調沒有對錯可言。有人說，婚姻關係就像鞋和腳的關係，合適與否，只有腳趾頭知道。但是，將純屬私人範圍的恩怨和糾葛攪進工作單位的人事矛盾之中，基礎原本就並不牢固的婚姻何以能夠再湊合下去？就在把凡是能潑到我身上的髒水都潑夠了以後，則物極必反了。我毫無留戀地走出了那個有著太多「文革」烙印的婚姻。

　　在法院裡，兩個孩子的撫養權都被爭取到了我的手中。我深信我會帶給孩子更好的成長條件。

　　這麼多年過去了，對我的前夫，我已不心存忌恨。每個人都有做人方式的自由，每個人的成長也都需要時間。歲月流逝，面對著飛速發展的社會，人人都會有所變化。而且，他畢竟是個父親，兩個孩子已經都被我「拼」了過來，與我生活在一起，我不想再對他有所傷害。

　　但是，那段日子對我來說是極其艱難的。雖然我的內心時時感到脆弱，時時感到疲憊不堪，但是，為了孩子，我沒有絲毫軟弱和傷感的退路。我知道我必須挺住！只有我成了強者，孩子才有安全感，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或是因為我長大成人後一次次坎坷的經歷，多年來，我格外看重生活中對我充滿了人情味的人們。我始終銘記著那些在中國整人成風的年代裡，給予過我支持、理解和關懷的朋友。同事和領導們。

　　儘管當年個別的「組織」催化了我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但我始終記得一些正直的政工幹部。其中，特別令我不能忘懷的是當年把我選拔進電視臺的人事幹部鄭薇。我深深感激她在禍從天降，直至我離開中國前夕，對我一次次的談話，那充滿信任、關懷和感人至深的談話。

　　就在社會上對我的謠言如大軍壓境之際，曾在「文革」中主持會議把我打成反革命的趙忠祥，卻做了一件出我意料的事情：過年前夕，他托人給我捎來了一隻鴨子，沒帶一句話，也沒附一個字。那大概是單位分給員工的年貨。那只鴨子，喚起了我感慨萬千的回憶。我傷感地想起了我們一起在電視臺初創時期度過的青年時代，想起了那段純潔向上的日子。

　　為了打發時光，我報名參加了一位名叫陳坤的年輕服裝設計師舉辦的日本原形服裝裁剪訓練班。結業時，雖然我設計。裁剪和縫製的一件連衣裙在評比中獲得了二等獎，但那畢竟是一段很不快樂的日子。

　　馬將軍小院裡養了一隻獵。每當看見那只並不名貴的老貓，毫無煩惱、自由自在地在屋頂和牆頭跳來蹦去的時候，對比人世間躲都躲不開的紛爭和干擾，我覺得「人不如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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