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5)_呂大渝

五五

　　人生是條單行道，誰都沒有回頭的機會。

　　一九六七年底，廣播事業局的「文革」派仗正打得如火如茶。有一天，也同是保守派「兵團」成員的小嶸找到了我。那時，小嶸是廣播電視劇團的兒童演員，小時候在電影《小梅的夢》和《雞毛信》裡演過戲。她的丈夫在部隊文工團工作。她說，她從丈夫單位借了一些腰鼓得還回去，已約好了人到大門口取走，但她一個人拿不動，求我助她一臂之力。

　　在劇團，她應該輕而易舉就找得到一個幫忙拿腰鼓的人。我們並不在一棟樓裡上班，何必捨近求遠，非得跑到電視臺求我幫忙？但我何嘗會在那時去問個究竟？待我跟她去取腰鼓的時候，只見到二。三個腰鼓而已。這讓我一個人再多提上兩倍都毫無問題，可她居然說一個人拿不了？我提著一個小腰鼓跟在小嶸的後面，實在感到有點小題大作的滑稽，但派性加上我推崇的「哥們兒義氣」，使我對同觀點的「戰友」親如家人，自會有求必應。我實在沒有料到，要我幫忙送鼓的真實目的是介紹對象。我名副其實地被蒙在了鼓裡。

　　電視播音員好比一本雜誌的封面，是個引人注意的職業，特別是年輕的姑娘。從步入中央電視臺以來，台內台外以各種方式向我表示好感的小夥子不下四十個之多，但鑒於我「十年不接觸個人問題」的決定，哪怕平日與我關係十分融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對我有所表示，儘管人家並非惡意，我往往立即「冷若冰霜」。如果我自己對某個小夥子有所好感，也會將那感情即刻掐死在萌芽狀態，絕不星火燎原。中國的老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我的適婚年齡已逢亂世，選擇的尺度原本已很難駕馭，加上我自以為是的「經驗教訓」，終於自食苦果。但當時，我曾把這標榜為「事業心」，並為這強烈的「事業心」自傲。

　　攝像組一位與我很接近的李姓朋友曾對我說：「大渝，你將來的情況准是極端，不是最好，就是最壞。也許你會當部長夫人。」他這番評論的根據，是出自我收到「揭發信」後，為獲准報考電影學院，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架勢。他還說，大家和我交往的感覺像「兄弟」一樣。

　　那時，我太在乎別人的看法。聽了李姓同事的議論，我想，我自我約束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當部長夫人那麼「庸俗」。我要用行動證明自己。雖然我看不清楚未來將會怎樣，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我的人生之路竟會那麼不順。

　　「送腰鼓」那場戲的策劃人是小嶸和也在廣播局工作的周大姐。周大姐的丈夫和小嶸的丈夫是同一部隊文工團的。據說因為我前夫的女友「腳踩兩隻船」引起了「公憤」，致使大家要幫他找一個「更好的」，於是，我被鎮定成目標。來取腰鼓的就是我的前夫。

　　小嶸和周大姐都是我同派的「戰友」，而當我聽說了前夫「前女友」的「劣行」以後，也曾與小嶸和周大姐一樣，對他深表同情。

　　其實，那位「前女友」引起的所謂「公憤」，不過是一個未婚女孩子原本無可非議的選擇對象的權力而已。早年間，社會輿論往往把封建社會的「從一而終」硬發揚光大到青年男女交朋友的過程之中，女孩子一旦有所選擇，便斥之為「輕浮」。這實在是一種干涉個人隱私、侵犯人權、害人匪淺的觀念。因為畏懼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男女湊合成了並不美滿的婚姻。

　　送腰鼓之後，我被介紹了對象的消息在兵團「過大江」戰鬥隊中不徑而走。自此，我也背上了顧慮人家說我「輕浮」。「朝三暮四」的心理壓力。在交往中，我始終處於猶豫狀態，致使我一直交待當年在廣播局幼兒園工作的朋友小荊做我的「小尾巴」。童年好友郭言也被我拉著陪逛了一次北海。

　　儘管我對那場婚姻並不滿意，但人類對於自身的命運往往是有所預感的，潛意識裡，我似乎知道一場滅頂之災即將來臨。在我的「文革」厄運到來之前，有一陣子我常常心神不安，似乎急於要撈到一根救命稻草。這一心態是促使我結婚的因素之一，我不該回避。

　　半年之後，在猶猶豫豫之中，我結婚了。沒有興奮，沒有嚮往，只有幾斤水果糖，還有小荊借給我做「禮服」的一件暗綠格子的的確良長袖衫。

　　結婚的當夜，我竟覺得身邊躺著的是個陌生人。在黑暗中，我反復地詢問自己：難道這就是婚姻？

　　儘管我自己不是個學問家，但年輕的時候，我是個愛才的人，惟有才華橫溢的男子才會讓我臣服。人的成長需要時間。當時我並不懂得生活的複雜和現實，不懂得美滿的婚姻不僅僅是一個「才華橫溢」就能維繫得長長遠遠的。

　　一般說來，對心儀之人需要一種「崇拜」的感覺才能維繫者，往往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尚且幼稚的表現。當我還年輕，在感情生活上還只能歸類於幼稚之列的時候，我就匆忙地嫁掉了自己，而對我婚姻的對象，自始至終我從沒有過心儀的感覺。這，大約是我那次婚姻潛伏著的一個危機。

　　二十四歲那年，雖然我毫無激情地把自己「下嫁」了，但從當年的社會標準而言，我卻處於劣勢，因為結婚才一個星期，我就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揪」了出來。

　　我的前夫是從部隊戰士演出隊調到北京的。作為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是農村出身的人來說，實屬不易。而且，他是黨員，屬那種在基層定是「五好戰士」，在北京又是「五好文工團員」的一類，極其正統。

　　不言而喻，我的「反革命」身份給原本政治條件不錯的他抹了黑。我被「揪」出之後，他曾在一張紙上工工整整地寫著：「要與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這張紙又孤零零地醒目地被擺放在書桌正中我必看得到的地方，顯然是對我的示警。每天早晚，房間裡雖然只是我們兩個人，可他也絕對要讓我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東方紅》，還得「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

　　三十年後再話說當年，那個場面似乎十分滑稽，但那確是當年大多數「正統」的中國人的真誠，儘管愚昧迷信得如此透頂。

　　就在我「夾起尾巴」做一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的日子裡，雖然內心深處從沒懷疑過自己是個好人，還認為中國人的想法如果都像我一樣，這個國家還能不好嗎？但是，在我自己的丈夫面前，我卻永遠得像在「黨」的面前一樣，從不敢講一句犯禁的話，就連小弟大谷被無端關押了四年我常暗自流淚的時候，對他卻四年如一日，滴水不漏，只因怕他去揭發。在他長久見不到小弟而起疑時，我仍守口如瓶，直至林彪爆炸，小弟回家。

　　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由於多年來僵化教條的教育和自身的局限，當年，我的前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絕沒對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之類的奇談有過任何懷疑，並認為惟有「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怪論才是行動的正確尺度。我當了反革命，他後悔與僅僅交往了半年的我，因「不夠瞭解」就結了婚，以及婚姻撮合者為他介紹「錯」了對象而覺得對不起他的心情，我至今抱以理解和諒解的態度。我瞭解那個時代。

　　儘管自第一次婚姻伊始，政治便攪進了我的婚姻，但如果在我的「文革」逆境中，在外受到不公正的批鬥羞辱之後，回到家裡，我的丈夫也能像自幼的摯友郭言一樣，讓我在他的面前暢所欲言，得到安慰，再隨著閱歷的增加，人生的成熟，我們的婚姻或許也會成長。但是。在我的逆境之中，在自己的家裡，我連句能夠發洩鬱悶的真心話都不敢說，非得在憋悶得忍受不了的時候，單獨跑到好友孫文冬和郭言家去大放「厥詞」，才能得到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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