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2)_呂大渝

五二

　　我覺得這是友好的表示，並無惡意，又不是什麼原則問題，如果予以拒絕，會傷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於不許接待大老遠來訪的日本女孩的經驗，我對小曾說，回國以後，這套衣服就歸他所有了，他有權處理自己的私有財產。莊則棟的「乒乓外交」不也沒請示就幹了嗎？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講。再說，反正沒兩天就回國了，這幾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過去。我還說，從中日友好的大局說，就算把中山裝送給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從個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裝值錢得多，小曾也不吃虧。

　　並不是小曾捨不得那身中山裝，不然他也不會來找我商量。或許是中國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餘悸，他最終也沒敢接受我「無組織無紀律」的建議。為了「不犯錯誤」，小曾和那位「極左」的領隊彙報以後，非常沮喪地告訴我，領隊說，不許換！從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個「傢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歡中山裝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見到突然「翻臉不認人」的小曾究竟會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為了一件中山裝而不理那個「傢伙」的日子究竟是怎麼熬過去的。

　　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換文，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大事，報刊電視的連日報道，使日本觀眾也熟悉了我的形象。不論在街頭採訪，還是在回旅館的途中，友好的觀眾都會主動前來與我交談。當然，呂大渝是何許人也對他們並不重要，在他們眼中，我是個中國人或大陸同胞的代表。

　　自從鄧小平一行結束了在東京的行程，乘新幹線到奈良等外地去訪問以後，中央電視臺留在東京的工作人員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達NHK的一個小旅館去了。

　　有一天，當我們從旅館步行去NHK工作的時候，迎面而來的一男一女認出了我。他們熱情地告訴我，他倆是臺灣來日本的留學生，這兩天從電視上看到了對我們的報道。在異國的土地上聽到中國話，見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親切，特別是早在一九七八年兩岸中國人還完全隔絕的情況下，對來自臺灣的同胞，更應該禮貌待之。這是一種民間交往，應酬兩句也是人之常情，絕對有益無害。但是，那位領隊卻在一旁極不耐煩又毫不掩飾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們講話。」弄得那兩位臺灣同胞十分尷尬。他毫無禮貌的舉止真讓我不好意思。

　　電視臺採訪小組是抽調全台各工種組成的。我實在沒有料到指定為領隊的人政策水平競如此低下。如果只是我個人受些委屈倒也罷了，但那位領隊僅僅因為手中握有權力而使對外影響不好的事情一再發生，我則氣憤之極。但我必須聽從並不形於色，而且還不能對任何人在背後有所議論，弄不好，回國以後，他名正言順地向上級領導彙報工作，「惡人先告狀」也不是沒有可能。「文革」挨整的經歷，已經使我有所教訓。我強壓下自己的怒氣，覺得十分窩火。

　　在整個衛星傳送的過程中，NHK的導播、美工、攝影、化妝等各工種的人員都表現出了極為認真的工作熱情，儘管有時並不合乎中國人的習慣和當時的中國國情。但這一切，都是可以在尊重對方的前提下予以修正的。

　　日方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正式簽署那天，看成大喜的日子。一位美工師找來了漂亮的絹花要我別在胸前。我明白，我的播音對象是中國觀眾，按照當年中國人的習慣，只有新娘結婚時才會戴花，在一個如此嚴肅的政治節目裡，戴花恐怕不合國情。為了不掃日本同行的興致，我先以「不喜歡戴花」為藉口表示不打算別花。但是推辭不掉。或許日本美工師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不愛花的女人，他不辭辛勞地穿梭於美工房和演播室之間，為我拿來一朵比一朵更雅致的絹花，大有不到我滿意為止絕不罷休的意思。但是，就算他搬來全日本的絹花我也不敢選中一朵。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讓他往返無效奔波勞頓，坦誠說出我的顧慮之後，他才哈哈大笑著消停下來。大家照舊愉快合作。

　　但是，對雙方合作中出現的這類問題，那位領隊的一些沒有教養的做法，卻給日方工作人員留下了很壞的印象。

　　在北京，播音員並沒有專職的化妝師。而在NHK，每次演播前，都有化妝師專門為我化妝。

　　從拍攝兒童片《祖國的花朵》開始，我就對電影化妝發生了興趣。後來，我不只在少年宮舞蹈組演出《拔蘿蔔》等節目時，成為頗受歡迎的小化妝師。多年後，在中央電視臺彩色電視開播前，我也經常被歌舞組導演黃一鶴和鄧在軍等請去為前來演播的獨唱、獨舞演員們化妝。在每個六、七十年代知名歌唱家的臉上，我幾乎都塗塗抹抹過。我的最高準則是怎麼年輕、怎麼漂亮、怎麼乾淨、怎麼自然就怎麼化妝。每次，我都有一種電視臺兼職化妝師的義不容辭和信心十足的感覺。

　　如果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大化妝師王希鐘等偶爾被電視臺請來化妝時，我絕不會放過那些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喜歡看他們鉤頭套，我也學會了粘雙眼皮和做假睫毛。我曾想，如果給了我學習和實踐的機會，我也會成為一個全能的大化妝師。

　　到了日本，恰巧每天演播之前，編剪新聞的時候，我都有一段空餘時間。我又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妝師學習的機會。

　　日本婦女的化妝，清淡素雅，很適合電視演播。她們還喜歡把頭髮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額，不似中國婦女喜歡有些「劉海兒」。

　　按照日本化妝師的審美觀，她們在給我化妝的時候，都會把我的頭髮梳得很高，露出我寬寬的前額。雖然這別有韻味，但我的演播對象是中國觀眾，我不能以一個日本婦女的形象出現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

　　每次，日本化妝師給我化完妝以後，雖然我覺得頭髮太高了，但我一定誠心誠意地千謝萬謝。我知道，改變髮式並不困難，只需把頭髮弄矮一些，再撥拉下幾根「劉海兒」便是，而且，要在臨上陣前的最後時刻去洗手間修改。太早了，敬業的日本化妝師再有修妝時間的話，又會照她的標準處理了。

　　第一天衛星傳送的時候，我化完妝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報刊雜誌記者的注意。但是，領隊一見到我的頭髮，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邊指責還邊伸手把我的頭髮往下壓。他的舉動令在場的人們十分驚訝：對日本化妝師的勞動毫不尊重不說，這種在女性同事頭上的作為也實在無禮。我感覺到周圍日本人詫異的目光，為了制止他這種當著外人的無禮舉動，我不露聲色地悄聲對他說：「我懂，我知道該怎麼辦。你別碰我的頭髮！人家都看著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還繼續用手壓我的頭髮，氣得我眼淚直在眼圈裡打轉。

　　日本女翻譯紅子事後對我說，日本是一個富而有禮的國家。看到那個場面的日本人都非常氣憤。他們問她：「中國的長官對屬下都是這樣無禮嗎？」紅子說，日本人還為此在背後給了他一個很不文雅的稱呼。紅子難過地說，她在中國出生和長大，有著一半的中國血統。中國是她第二個祖國。她不願意聽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非議。中國領隊這種待人的作風使她也感到臉上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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