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1)_呂大渝

五一

　　算我走運，當我被通知赴日採訪的時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將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護佑著我的神明，讓我早早就開始準備起日本之旅的服裝。

　　可是，為了尋找一雙能與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傷透了腦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買雙白皮鞋可謂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買雙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雙白皮鞋豈不成為奢望？直到上飛機的前一天，我才通過一位朋友的「後門」，買到了一雙國家体委派遣體育代表團出訪時，在運動會開幕式上，運動員入場時穿用的方口橫帶白皮鞋。雖然鞋跟僅高一寸不到，皮子質量又不好，沒兩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謝天謝地，總算能對付著出遠門了。

　　現在，每當我在美國的家中觀賞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錄像帶時，看到主持人和演員們更換著一套套絢爛華麗的演播服，當年為尋找一雙白皮鞋而付出艱辛焦慮的情景竟已恍如隔世。

　　在中日兩國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日子裡，日本朝野無處不表現出「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願望。但在短短的訪日行程中，「文革」十年來的「極左」思潮在行政領導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想起來仍使我痛心。

　　鄧小平一行在東京停留期間，新聞單位也和代表團一起，住在新，人穀飯店。第一天工作完畢，我出於好奇，便獨自到走廊裡東張西望一番。人地生疏、語言不通，我也只敢看看走廊裡的異國風光。當我發現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日方保安人員，似乎對我走出房門的行動十分在意，他們不時使用報話器通報著什麼，好像要對我實施「保衛」任務。我已經作慣了平頭百姓，對這種特殊的關照實在彆扭，只好趕快回到房間。以後，每天衛星傳送結束回到賓館，我就很少走出房門了。

　　有一天，我房間裡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接著就傳來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她用中國話說，在北京的時候，她曾見過我。她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從中國移居日本剛剛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們。當她從NHK的電視上看到我的時候，高興極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車趕到東京來看望我。她們已經到達了新大穀飯店，正在大堂裡等著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訴她，我得向領隊打下招呼。不料，領隊聽了我的報告以後竟然決定：「不許見！」雖然我與那位女孩子並不認識，但覺得這樣做影響太壞，便要求允許請她上來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領隊仍毅然決然地說：「不許見！」我十分氣憤，於是，又去找副領隊請示。我說，從人之常情來說，這種做法會給國家造成很壞的影響。副領隊是後來當了電視臺副台長的陳漢元。他是個性情中人，但除了對我表示同情以外，對領隊已做出的決定，也無可奈何。

　　鄧小平一行到達日本以後，採訪小組的成員就分成了兩組人馬。編輯兼副領隊陳漢元和攝影記者李少武、馬靖華、金德顯以及技術員和燈光師等一直隨代表團行動，他們除了在東京拍片以外，還有機會到外地走走。而我和後期編輯、剪接、配樂等工種的同事始終留在東京NHK，負責制作和演播，每天幾乎只活動在NHK和旅館之間的兩點一線。鄧小平一行的專機從東京升空遠去的鏡頭被傳送回國之後，第二天我們就啟程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以後，有一天，同院醫務室的小護士來問我，為什麼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我上門來都不見？那女孩就是過去也在醫務室作護士個子稍矮的一位。她從日本來信說，那天她興沖沖而來，卻是哭著和姐姐離開新大穀飯店的。

　　二十個年頭過去了，當我也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當我也切身體會到那個女孩子哭著離開新大谷飯店時的心情，對當年那位領隊「極左」的決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遺憾。為什麼手中有了權力就沒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個樣子？

　　這類我當年十分不解和困惑的事情在訪日期間曾多次發生。

　　在NHK，後期製作的時間異常緊張，編輯和剪接工作往往要進行到演播之前的最後一刻，但是，在我們向國內衛星傳送的全部過程中，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紕漏。

　　由於時間緊張，我的備稿時間本來就少得可憐，但在播音之前，還不時要接受簇擁在演播室裡的日本報刊記者的採訪。要是在北京，我一定會只專心備稿，不理睬任何人的打擾，一切等演播完畢再說。但在日本，雖然我也十分想利用七點整衛星傳送前的短暫時間看看稿子，可我知道，人家會把我的一言一行都看成是中國人的表現，所以，儘管內心火急火燎，我也只得擺出胸有成竹、一派泱泱大國的瀟灑風度。好在天助我也，從始至終，我連個小小的結巴都沒有打過，不然，我一定會覺得窩囊透頂，因為對我來說，做好本職工作比接受記者採訪重要得太多。

　　留在NHK工作的，也有音樂編輯曾文濟。他一直被我叫作小曾。有一半中國血統的日本女翻譯遠藤紅子告訴我，在NHK和日本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國人當中，大家最喜歡的就是陳漢元、小曾和我。

　　人世間，小至個人，大至國家，要想贏得人們的尊敬，除了親和力，更重要的是個人要工作敬業能力強，國家要繁榮富強有實力。電視工作是個非得團隊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的事業。一九七八年，在中日電視工作者為兩國邦交正常化，並肩投入了極大熱情之時，多少人的幕後勞動，若在一次性的演播第一線上被搞得差錯連連，不能完美地演播出去的話，日本同行會喜歡我們才是咄咄怪事！

　　中國電視事業艱難起步的歲月，是培養了整整一代人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過硬的基本功和執著的事業心的日子。陳漢元、小曾和我都是建台初期就在直播第一線經歷過多年磨煉的老電視，漢元兄比我們還多了一項極具魁力的幽默感。回眸當年的一絲純純的景致、一縷純純的氣息，我仍感到溫馨。當年一起走過來的夥伴們，都不愧是中國電視事業的功臣。雖然他們如今已年過半百，有的更步入了老年，已經退休，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不應該忘記他們。

　　在日本，正因為日本同行喜歡業務過硬又熱情淳樸的小曾，正因為「極左」思潮的陰影還沒有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除乾淨，便發生了「交換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國的人員，並沒有隨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國門的兩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國家規定領取有限數額的置裝費，製作兩套出國服裝，回國後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幣的優惠價格就可購買下來。男士大都訂做中山裝和西服各一套。他們一般都會把置裝經費主要用在中山裝上。因為當時中國著西服的人尚不多見，所以男士回國後上交的都是西服。為了回國後的實用，女士們很少定制裙裝的，一般都是長褲打扮，很少考慮國際場合的慣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說，他喜歡中國的中山裝，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換小曾的中山裝。「怎麼辦呢？」小曾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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