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0)_呂大渝

五〇

　　當我被通知參加赴日採訪工作的時候，著實有些意外。這是中央電視臺在一九七六年以後的第二次出訪任務。當時，新聞部仍維持著隸屬播音員的建制，老播音組只承擔除新聞以外的專題、國際、文藝、社教、少兒等其他節目及電視臺日常播出的值班工作，直至廣播學院分配來「文革」後的第一批畢業生，播音組才合二為一。我明白，若不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出訪羅馬尼亞時，中央電視臺第一次派出的那位播音員因為在鏡頭前動作的不協調而遭到觀眾來信的非議，這個本來屬新聞部範疇的工作也輪不到我的頭上。

　　觀眾的指責是合理的，他們希望中國的電視播音員出訪時在鏡頭前的風度和舉止能代表國家。但是，「文革」造成的電視播音員業務訓練的空白卻不被觀眾理解。

　　眾所周知，電視播音員與電臺播音員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不只被「聽」，還要被「視」，為了在鏡頭前舉手投足得體，除語言技巧和內在素養外，形體訓練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趙忠祥和我，都在形體動作上有過訓練，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的業務，招收播音員的時候，不再考慮屏幕形象，更不會對形體動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開了封閉十年的國門，隨同國家領導人出國採訪的任務來得又是那樣突然，這讓那些未曾在鏡頭前有過任何專業訓練的電視播音員一時何以適應？

　　九月初，文藝播出部主任石鳳山向我下達赴日任務時強調了在鏡頭前的舉止。雖然我有著不負眾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擔心自己那神經性咽炎的嗓子不能勝任工作。但老石說，已經這樣決定了，趕快抓緊時間治療吧。他還囑咐我暫不要對任何人提及赴日採訪的事情。

　　經歷了「文革」的坎坷，又過了而立之年，我對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國，在北京，別看電視播音員在屏幕上個個都西服筆挺、振振有詞，可那都是公家的行頭和工作的特點使然。實際上，我只是一個普通百姓，一個挨整的時候一點後臺、一點招架之力都沒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離開了屏幕，離開了觀眾，我將一無所有。要不是因為粉碎了「四人幫」，解除了套在我頭上的緊箍咒，我一輩子都得「夾起尾巴做人」，哪還敢有攤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隨同鄧小平副總理赴日採訪，我畢竟是興奮的。

　　但是，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儘管我看到了中國現狀的不盡人意之處，儘管我有時會和靠得住的朋友一起大發牢騷，但我卻聽不得外國人對中國人評頭品足。要去日本了，我滿腦子想的只是好好完成任務，別叫日本人小看了我們。

　　閉關鎖國的十年來，只有著「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之類的宣傳，中國人對真實的外部世界一無所知。一個堂堂大國的電視播音員，別成了一問三不知的傻瓜。出訪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頭工作，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對中日關係和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有所瞭解。但我萬萬沒有料到，僅僅為了尋找一雙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餘，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盡，狼狽不堪，幾乎焦慮到登機前的最後一天，根本沒有一點靜下心來讀書的時間。

　　鄧小平一行正式訪問日本前一星期，中央電視臺採訪小組就抵達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活動正式開始之前，採訪小組在東京街頭拍攝花絮報道的時候，我已經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過NHK（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視屏幕和報刊雜誌，風靡了日本。NHK跟拍了採訪小組的活動，在電視中播放。報刊雜誌也把我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鄧小平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今天看來，白色的西服實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著裝，只因為在「文革」中，全中國男女老少衣裳的顏色幾乎是清一色的蘭、灰，外加「國防綠」，款式也幾乎是「男女都一樣」的兩用衫和不合身的長褲，因此，日本人才會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著裝使他們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幫」陰霾的散去和中國正在開始發生的變革。

　　在東京NHK的演播室裡，當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員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紅色中國地圖和淡黃色日本地圖後面，面對著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我有著自信和自豪的感覺。我相信，當年的中國觀眾看到熒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也一定有著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向中國觀眾播送鄧小平訪日專題報道的時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給如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電視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認為，從服裝的價值和產生的作用來看，那是有史以來發揮過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個年代，為了它們的配套，為了有身像樣的出遠門衣服，卻是那樣艱難。

　　十年浩劫，百業待興，電視播音專業也開始步入正軌。於是，我又重操「舊業」，做預算，打報告，申請播音員的化妝經費和服裝款項。費了將近大半年層層審批的周折，終於為每位播音員申請到了兩套演播服的經費。八月下旬，我終於走進了紅都。當年，紅都是一家老百姓得憑單位介紹信才能訂制衣服的服裝店。

　　服裝的色彩和樣式可以自選。根據以往的經驗，並不是年年者能添置新裝的，所以，我在選擇上費盡思量。在預算之內，我以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配以長褲充當了一身服裝，另外一套，我選定了白色的西服套裙。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國際交往逐漸多了起來。經常受命去採訪那些來華外國元首的專題部記者王元洪總是找我去作「提問者」。雖然播音員與那些外國大人物一起在屏幕上亮相時以記者身份出現，但所提的問題，常常是編輯、記者事先擬定好的，並不像美國電視臺有著至高無上地位和數百萬美金年薪的真正意義上的大牌主播，如ABC的芭芭拉·沃特和彼得·傑尼，CBS的瓦特·克朗凱和NBC的湯姆·布勞考斯那樣，掌握著完全的節目自主權，還有一大批編輯、記者、攝影、化妝師和各類工作人員眾星捧月，聽他調遣。當年我在中國做電視播音員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照本宣科的提線木偶。

　　我在工作中很好合作，王元洪又是個喜歡在節目中出新的記者，他的設想我都會很好體現，但有一次，只因為我缺了一件呢子大衣，就沒能實現他的意圖。

　　那是去釣魚臺採訪一位外國元首。王元洪想拍一組我從院子裡步入貴賓樓的外景鏡頭。主意倒是不錯，借此，可以讓觀眾看看釣魚臺院子裡的景致。雖然我穿著挺括的演播服，但那是室內的著裝，即使我豁出去挨凍，在冰天雪地裡只著單薄的西服而不穿大衣去採訪國賓，實在有些不合時令，但我沒有呢子大衣。我穿的一件十多年的舊棉猴，嚴冬時節，雖然騎車上班禦寒頗為實用，可穿著它去採訪國賓就寒酸得太過分了。於是，王元洪的打算只得作罷。

　　這就是我處心積慮以呢子大衣配長褲冒充一套演播服的緣由。後來，那件神氣的呢子大衣在工作中數次派上了用場。

　　那時，北京的風沙和灰塵太大，不要說有人敢穿白西服，可能連想都沒敢想過，但我卻毫不猶豫地把另一套演播服選定了白顏色。

　　彩色電視剛剛開播不久，美工組為播音員製作了桔紅、海藍、豆綠、土黃等不同色彩的背景招幕。演播時，我自然應該顧及到服裝與摺幕色彩的協調。既然服裝數量有限，白色演播服可以與任何色彩的背景匹配，既實用又高雅，況且，藍、灰等大路貨色的服裝可用自己的衣服代替，何必佔用那不可多得的置裝經費？這就是我為自己選擇了一套白色的西服套裙的原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