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9)_呂大渝

四九

　　但是，在宣佈「五·一」轉播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這是對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應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員果真緊缺到除我就再無他人的地步，我也無話可說。可事實絕非如止匕。

　　實際上，所謂「五·一」遊園實況轉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現場直播。那時，大約防備播音員在現場直播時呼喊「反動口號」、發表「反動言論」，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說詞全部錄音播出。當時播音組有三名播音員，在我聲帶出血的情況下，安排另外兩位一男一女播音員參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絕對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黨支部書記卻安排了播音組裡另一位女播音員去了中山公園音樂堂。其實，那個被安排坐在音樂堂裡的人選，只要是個頭腦清醒會說中國話的人就有能力擔當，因為其任務簡單到只是向轉播車內的電視導播通報華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長抵達和離開會場的消息而已。但是，在那些年裡，黨支部書記卻把去音樂堂向轉播車裡的導播報告中央首長的行蹤，當成了獎勵立場堅定者的手段。

　　自從「四·五運動」遭到鎮壓以後，緊接著開始了追查所謂的「總理遺言」。其實，歷經了近十年的「文革」，對那種把矛頭明顯地指向周總理的運動，幾乎已經沒有群眾理睬了。就在宣佈「五·一」工作人員名單的大會上，播音組一位揭發親兄弟傳播了所謂「總理遺言」的同事，在那個「五·一」，被獎勵到音樂堂前排的「機要崗位」就坐，因此，我聲帶已經出血的事實，竟毫不在那位黨支部書記的考慮之列。

　　但凡有些專業常識的領導不會不懂得讓一條已經出了血的聲帶還去大喊大叫，對一個播音員、演員或歌唱家事業的前途意味著什麼。而那位黨支部書記又恰恰是從一個合唱團調到電視臺文藝播出部的，他不應該是個外行。但在那個「党管一切」的年代，在生理病態和心理逆反的狀態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毀了自己的嗓子，還能怎麼樣呢？

　　那時，我每月只有五十來塊的工資，一到月底，所剩無幾。四月三十日錄音前，我和白鋼湊起兜裡的全部零錢，買了二兩散裝巧克力。儘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聲帶出血，可我還是指望那平日難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給自己長點底氣。

　　我和白鋼輪流進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熱烈慶祝粉碎『天安門事件』的偉大勝利」、「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的解說詞。每當聲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時候，我光想哭。為我播音員的職業感到深深的悲哀。

　　從那天以後，我一坐在話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樣，噎得出不來聲音。再往後，連平日張嘴說話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樣，噎得出不來聲音了。我試遍了針灸、電療、蒸汽療，始終不見成效。大夫說，我得的是神經性的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發聲障礙。

　　「文革」十年，我周圍的人們日子也不好過。兒童片《祖國的花朵》的導演嚴恭伯伯也挨了整，但我與他始終有來往，保持著父女般的忘年之交。他是南京人，那時他住在長春。他的妻子蘭馥馨也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是位譯製片導演。我叫她蘭姨。

　　小時候，嚴恭伯伯每次到北京出差或開會，總會把我找去，帶我看參考電影，請我吃飯，給了我很多關照。我長大了，他老了，變成我對他多加關照了。從三年「困難時期」直至「文革」，東北的副食供應一直比北京緊張得多，細糧更是缺乏。我那時常為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他來北京的時候，用北京的麵票買好掛麵，送他上火車回長春的時候，把掛麵也一起送上去。那時，北京火車站裡穿著黑棉襖、黑棉褲的東北人，大包小包往回扛的全是掛麵。

　　【二十二　隨鄧小平訪日】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了嚴恭伯伯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和蘭姨從南京回東北，就不打算在北京多停留了，打電話是來和我告別一下。我覺得反常。問起緣由才知道蘭姨得了乳腺癌，已經有西紅柿大小，是晚期了，打算回東北去治療。我當即告訴他，北京的醫療條件肯定比東北好得多，我請他倆住到我家，請北京最好的醫生為蘭姨治病，即使無救，我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不會留下遺憾。嚴恭伯伯和蘭姨夫妻感情很好，我知道，不留下終身遺憾對嚴恭伯伯是很重要的。

　　我家的居住條件並不好，四口人只有裡外兩間小平房。就這樣，在我家外屋拉了個布簾子，嚴恭伯伯和蘭姨就留了下來。

　　小弟的一個朋友有個小本，記下了很多名字，每個名字後面都有注解，諸如：張三（排骨）、李四（大立櫃）、王五（拿藥）等等。每個人名後的注解都是當時緊缺的物資或難辦的事情。老話說，書到用時方恨少。在中國，辦成事情的關鍵是「關係」，但我在這方面始終沒有開竅。等到要給蘭姨找個好醫生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缺了一個「小本」。幸虧我的摯友小倪剛剛在協和醫院動了個小手術，認識了那裡最好的「一把刀」，由她相求，終於由協和醫院的黃漢元醫生主刀給蘭姨動了手術。

　　小倪叫倪美玲，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顧小銓都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演員。手術以後，病人需要家人護理，與嚴恭伯伯和蘭姨非親非故的小倪夫妻和我一起承擔了陪床的任務。

　　那時，電視臺播音組只有兩個人輪流值班，我沒有為了私事請假的可能，一連十來天，每天在電視臺上完班以後，再趕往「協和」值夜班，天亮了，再從醫院趕到電視臺去上班。如此缺乏睡眠，日夜操勞，我的神經性咽炎更加嚴重了。

　　在我正為蘭姨治病疲於奔命的日子裡，中央電視臺文藝播出部主任石鳳山通知我，準備參加鄧小平副總理赴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採訪工作。在我的播音競技狀態極度不好和社會物質非常緊缺的條件下，我開始了赴日採訪的準備。

　　粉碎「四人幫」以後，人們總說，十年浩劫，積重難返。直到我要出遠門了，直到我要代表一個國家出遠門了，在整理行裝的時候，我才切身體會到「文革」十年的「積重」，已經使我的祖國變得多麼匱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簽字儀式在東京舉行。代表中日雙方簽字的是歷經十年「文革」剛剛複出的鄧小平副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為此，中央電視臺派出了一個十多人的小組隨同鄧小平進行衛星傳送報道。

　　那年我三十五歲了。如同李光曦「文革」前在歌劇《茶花女》裡唱的：「青春好像一隻小鳥，飛去不再飛回。」我似乎還沒有真正開始生活，竟已經三十五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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