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8)_呂大渝

四八

　　一朵朵白花、一個個花圈、一首首詩詞和日夜湧動的人群覆蓋了整個天安門廣場。中國人心中長久的壓抑，猶如火山，終於藉清明節對周總理的悼念，發展到把矛頭直指「四人幫」，爆發了也被叫作「四·五運動」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周總理臨終前說，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和大地上。當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象徵祖國江河大地的一杯水和一杯土的時候，我就開始一天往天安門廣場跑三趟：早上騎車上班前，到了西單路口，我不西拐至電視臺，而是東向騎往天安門廣場去記住新增詩詞的方位；中午，我去觀察日益增長的人潮規模，揣摩事態的發展動向；一天的電視播出結束，夜深人靜，我再訪天安門，逐字逐句品味每首詩詞，興奮不已。

　　在圍觀那些詩詞的時候，不管裡三層外三層的人們如何請求前面的人們大聲朗讀那些詩詞，無論我如何衝動地想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廣場上卻始終一聲不出。我有個人們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進了許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煩。

　　雖然我不是個鬥士，但一連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終處在亢奮之中。一踏進鋪著方磚的廣場，我的呼吸頓時舒暢起來。廣場上的人們，互不相識，但常常會心一笑，無比親切。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彼此稱呼了那麼多年的「同志」，可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期間的天安門廣場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覺。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門事件」終於遭到了鎮壓。

　　不久，有人揭發了我在天安門廣場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問話。

　　那時播音組的負責人是白鋼，他是位共產黨員，一個很講義氣的漢子。自他從廣播學院調到電視臺後，與同事關係始終十分融洽。白鋼奉命來問我「四·五」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照相的事。我知道他不過是陽奉陰違地應付上級而已，所以，先採取了「拖」的戰術，企圖不了了之。白鋼也不再追問。

　　過了一段時間，白鋼又來問起此事。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問話了。白鋼絕不是個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無顧忌地打聽他究竟要向哪位領導回話。白鋼竟對我交了底。據我平日的感覺，他得回話的那位老章，對待「四·五運動」的態度，也一定是個陽奉陰違應付上級的人物。

　　白鋼告訴我，我說什麼都成，只要給他一個向上面的回話就行了。

　　位於南禮士路的中央電視臺距天安門廣場僅為大一路公共汽車的二三站之遙，「四·五」期間，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幾乎沒有沒去過天安門的，大家都特別熱衷悼念周總理，影射「四人幫」的詩詞。

　　在那個說了實話就得倒黴的時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說：「電視臺在西城，我家住東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從天安門前經過，這能算去了天安門廣場嗎？誰揭發我在廣場上照了相，讓他來和我當面對質吧。」

　　其實，我那時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經天安門廣場，但我根本不為自己說了謊話而慚愧絲毫。

　　當時由「四人幫」把持的官方新聞機構，明文通知新聞工作者不許去天安門廣場攝影、錄像和拍攝新聞照片。為了給「四·五運動」這樣一個大事留下一點史料，我確實去天安門廣場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發我的人不敢和我當面對質。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初期那個人家一嚇唬就實話實說，越說越給自己找麻煩的「現行反革命」了。我想，萬一那位揭發人敢當面死咬我的話，我就攪局，反咬一口，而且，我還要把那個人的「叛徒」嘴臉廣而告之，來個「你不仁我也不義」。

　　為了不把事情搞得過於複雜，我想了想又推翻了開始的說法。我跟白鋼商量：「要不，別那麼回話了。你就告訴他們，我從小長這麼大，從來沒去過天安門，壓根不知道天安門在哪兒。」我笑了，白鋼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鋼是怎麼替我向上面應付的，反正，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實在沒有料到，清明之後不到半年，「四人幫」竟然落到了那樣一個大快人心的充滿戲劇性的下場。仔細想想，當「四人幫」在中國已經混到了層層幹部都對他們陽奉陰違的地步，他們想不被「粉碎」都難！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以後，我的嗓子終於發展成了神經性咽炎，連日常生活中說話都很困難了。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來，年年「五·一」、「十·一」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群眾慶祝遊行，在「困難時期」被取消了，精簡成了遊園慶祝活動。「文革」中，雖然延續了「遊園」這一做法，只是根據政治需要，主會場中山公園音樂堂裡的參與者次次有所不同罷了。一九七六年的「五·一」，會場中坐著的是清一色鎮壓了清明節「四·五運動」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緊接著清明節而來的「五·一」遊園轉播，「熱烈慶祝粉碎天安門事件的偉大勝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之類的口號充斥了全部解說稿。

　　準確、鮮明、生動地表達稿件內容，是一個專業播音員的職業要求，但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如果個人感情和是非好惡與播音內容相去太遠甚至背道而馳的話，則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個清明期間，我的喜怒哀樂和廣場上的百姓一模一樣。我是個人啊！我怎麼能做得到立刻掉轉槍口去把矛頭指向那些可愛的群眾？去連心地大喊大叫？我不願意參加那次「五·一」的播音工作。

　　清明期間，勞累加興奮，我聲帶的疾病已從水腫和充血，發展到了聲帶出血，大夫說必須絕對噤聲了。於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證明和噤聲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黨支部書記，表示了無法參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為播音員緊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員實在周轉不開，我可以帶病堅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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