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7)_呂大渝

四七

　　「文革」之後，塞英一直跟著中國外交界的一代英才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學習英語，後來，她遠走了澳大利亞。雖然，我與塞英多年不見，但卻一直惦記著她。塞英來信說，她會有機會來華盛頓。塞英說，她會來看望我。

　　一九九八年夏末，正是澳洲的初春時節，我有機會去了澳洲。澳大利亞在地球的底端，對華盛頓來說，二十六小時的飛行旅程，仿佛到了天之盡頭。我專程從墨爾本飛到堪培拉探望了塞英，還在她家小住。十多年不見了，雖然不饒人的歲月都給我們留下了痕跡，但我們仍像當年幹校星期四的晚上，開朗坦誠、無話不談。

　　塞英是個好人，一個真實的普通人。

　　雖然，幹校生活早已離我遠去，如何評價那段歷史也不是我份內的事情。但是，一些像塞英一樣活生生的朋友，還有當年跟著父親呂逢欣去了幹校的孩子、我要好的小朋友呂大林，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

　　赴美多年，我總會在眾多的華人婦女中，一眼就辨別出與我來自同一塊土地上的同胞，即使她們一樣衣冠楚楚、珠光寶氣，與在臺灣、香港社會溫室中長大的女性相比，「文革」年代的磨難，已經融入她們的血液，使她們的氣質中少了一些鶯鶯燕燕的天真與嬌柔，卻多了一分承受得起逆境的粗獷和深沉。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時，艱苦的歷練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二十一　神經性咽炎】

　　一九七五年歲末，我從幹校回到北京不久，就趕上了多事的一九七六年。繼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之後，朱德元帥和毛主席又相繼逝世。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幫」也都發生在那個多事之秋。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結束了。對中國人來說，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為了突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雖然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的業務，屏幕形象已不再是電視播音員的一個選擇條件了，但在一九七八年恢復高考，廣播學院培養出「文革」後第一批畢業生以前，中央電視臺的播音隊伍始終處於人員短缺的緊張狀態。那時，學校停課鬧了革命，廣播學院和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樣，教職員工全被發配到「五·七幹校」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關門大吉了。如此，由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廣播學院畢業生補充播音隊伍已成空想。

　　「文革」中，中央電視臺播音組的建制也發生了變化。新聞部增設了隸屬播音員，專事新聞節目的畫外音解說，調進的成員有邢質斌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部的劉佳。趙忠祥也調到新聞部去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僅由兩位播音員維持工作已成了老播音組經常的現象。開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後來，調來了廣播學院的教師白鋼。不久，沈力去做了《為您服務》專欄的節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鋼。彩色電視開播，我又和白鋼開始了尋找播音員的工作。從廣播電臺調來了一位女播音員以後，過了些日子，白鋼就請調去體育部任職編輯，又是只有兩個播音員維持工作的局面。

　　本來，播音員面對話筒，就像對著三兩位朋友，一切娓娓道來，多麼親切自然。但自「文革」以來，始終要求播音員以高亢的聲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幾年，聲帶已經受到很大損傷，可因為人手緊張，即使到了聲帶水腫、聲帶充血、甚至聲帶出血，大夫要求噤聲的地步，都還得高調播音。無論我怎麼用力，嗓子只是疲憊不堪、力不從心。我熱愛電視播音員的職業，但從那時起直至請調專題部《人物述林》組獲准為止，始終在聲帶病態的情形下工作，內心的痛苦是難以言表的。

　　就在那個時候，我收到了一封對我聲音狀況大加非議和指責的觀眾來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現，電視機也並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陽區的信件，內容翔實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態度令我感到其間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著大喊大叫的播音風格，不慷慨激昂的聲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現。對那封來信，我除了無奈，還能怎樣？觀眾怎麼能對因「文革」造成的電視播音員的緊缺和青黃不接，以及我帶病堅持工作的狀況有所瞭解、同情和體諒？況且，正像那時老百姓中流傳的說法：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個人顧個人。在那個人際關係扭曲的年代，我怎麼能夠指望那位觀眾來信充滿友善之情，關切我的嗓子何以變成了那個樣子？我是不是聲帶染疾還在工作？我需要什麼幫助？

　　來到美國以後，我與早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記者的閻世偉成了摯友。小閻是詩人和畫家嚴陣的女兒。她告訴我，在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中，她和爸爸最喜歡「灰嗓子」。「小辮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時被他們叫作了「灰嗓子」。小閻的談話使我感到些許安慰和溫暖，但他們卻怎麼能知道「灰嗓子」內心的痛苦和無奈？

　　和所有從「文革」年代走過來的普通人一樣，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鬱悶和煩躁。我的兒子苗苗出生時，我曾給他取名為「建」，希望他能夠對國家有所建樹。但我很快就變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劍」。魯迅曾寫道：中國需要「劍與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國，除了沒完沒了的破壞性的運動，還能建設些什麼？我真期盼如魯迅所說，來一場「劍與火」，蕩滌掉中國社會令人壓抑的一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裡長街哭送總理的悲痛場面，表現了中國人對國家命運無言的擔憂和不安。

　　清明節，是中國人緬懷逝者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最早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松牆和小樹上的是小小的紙花。紀念碑周圍也開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於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工人，乾脆帶著焊槍，打著寫有廠標的橫幅，成群結隊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車運去，當場焊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平臺上，再也沒人能拿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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