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6)_呂大渝

四六

　　雨季來臨之前，我從炊事班調到基建隊翻修屋頂。我和電視臺新聞部朝鮮族攝影記者小金是房頂和牆頭上的小工，提著鐵桶在掀掉了屋頂的牆頭上來來往往給抹泥的大工們遞泥漿。儘管小金拍起片子來得心應手，但當牆頭小工時卻總是笨拙地四腳著陸。看著他，我暗暗慶倖自己中學體育課的平衡木成績還算優秀。

　　「綱舉目張」是「文革」中用了多年的口號。說的是抓住正確路線的關鍵，其他工作就會帶動起來。在「文革」眾多的革命口號中，「綱舉目張」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個，但並不是因為革命才記住了它。

　　為了改善伙食，夏天的休息日，不知誰出了個下河用攔網捕魚的主意。「攔網」是魚網的一種，形似排球網。網上部的總繩叫「綱」。「綱」的長度約與河面的寬度相當。「目」即網眼。網的高度近似河水的深度。

　　幹校門外有一條不深的清水河。下水者人挨人一字排開，每個人舉著攔網上的「綱」，在「李萬能」的號令下，齊步往前推進。但是，我除親身實踐弄明白了為什麼「綱」一舉「目」就張的道理以外，從來沒見捕到過任何魚蝦。

　　旁觀者清。站在岸上的人們說：以如此大轟大嗡的人海戰術，早把魚嚇跑了，能捕得到魚才是咄咄怪事。

　　每到「綱舉目張」的時候，我就想起小時候在曼落水的往事。當我在「綱舉目張」的間隙似是而非學會在水裡換上一口氣的時候，已經秋涼，停止了「綱舉目張」。從那以後，我就絕了這輩子學會游泳的指望。

　　超強度的體力勞動，使我的頭腦變得十分簡單。在幹活以外，除了吃和睡的渴望，我沒有任何需求。

　　農忙開始，我被派往大田班幹活。三夏期間，我去翻場和跟車，一天吃五頓飯，至少工作十三、四小時，日出而作，日落並不息。

　　打下的糧食都曝曬在水泥場院上。翻場的時候，十幾個人並排由西向東用鐵鍁把糧食推曬一遍，十分鐘之後再由東向西推曬一遍，反反復複，幹透為止。

　　我見縫插針，在場院東、西兩頭房蔭下，各安置了一塊破席頭和爛磚頭，翻曬糧食的十分鐘間隙，我就地而臥，還真能睡得著。被吆喝起來翻場的時候，我迷迷糊糊跟著走到頭，接著臥倒。

　　幹校拉糧食用的卡車是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生產的「解放牌」。跟著空車去把收割完畢的麥捆從地裡往回拉的時候，我居然還能只鋪個麻袋，把草帽蓋在臉上，擋住火辣辣的太陽，躺在車廂裡睡上一覺。身下的鐵皮曬得滾燙，雖然我像張烙在餅鐺上的大餅，但困累之極，我已毫不在意。人類感官的舒適程度，有時不見得與物質水平的高低成正比。

　　晚上，汽燈通明。我忍著腰肌勞損的瘤疾，和大家一樣，扛著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走上顫悠悠的獨木跳板往糧倉裡運糧食。幸好我支持不住之際，恰是麻袋扛完之時，否則，我怎麼敢在那群體英雄主義的氛圍中下火線？

　　「文革」中實話實說惹來的麻煩，使我一直心情壓抑。但我仍未養成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習慣。幹校以勞動為主，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比在北京城簡單許多，可有一次我仍因貪圖自由，不隨潮流而小惹非議，致使黨小組長不得不找上門來向我問話。

　　在幹校，白天忙於勞動，疲憊緊張，到了晚上仍不得安生。生活會、總結會、講用會、小組會、全連會等等大小會議，幾乎佔據了所有的私人時間。在名目繁多的會議中，惟有星期四晚上的黨課學習標榜「自由參加」。於是，我選擇了「自由」。

　　當年，雖然申請入黨是青年人追求進步的表現，但我從來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甚至從來沒有過入黨的願望。這一不合潮流的舉動，緣起我在「困難時期」因不安心工作而招致對我「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批判。我自知已步入「落後分子」之列，黨員的頭銜從此與我絕緣，我再不會成為黨的發展對象。

　　我對有些共產黨員是尊敬的。一九八九年初夏之後，一位比我年長的朋友回國前，我在華盛頓為他餞行時，彼此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當我問起他當年為什麼要入黨的問題時，他仍是那樣清晰地記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共產主義社會美好的描述，動情地談到了當年為擺脫中華民族貧困落後任人宰割的命運而獻身的理想……我清楚地看到坐在我面前早年的一個報效祖國的熱血青年，眼前的一個憂國憂民的老知識分子。我尊敬千千萬萬像他一樣的共產黨員。

　　六十年代初期，有些爭取入黨的青年，為了表現對組織的靠攏，要經常彙報思想，或找黨員口頭談話，或寫成「思想彙報」以文字表述。我並不否認他們內心向上的一面。在「思想彙報」中不斷地剖析自己，甚至是過分地痛駡自己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別人無權非議。但是，當我切切實實得知有的人時時要憑藉打別人的「小報告」，來達到自己入黨的目的，就不敢恭維了。那時，我對以這種方式「靠攏組織」頗感不屑，而標榜自己要「靠業務吃飯」。

　　「文革」開始，我當了「反革命」，所謂「入黨問題」就更與我毫不相干了。

　　顧名思義，「黨課學習」是專為那些爭取入黨的人士設立的，基於我自身的情況，不去參加黨課學習是合情合理的選擇。於是，每到黨課學習的晚上，我與周塞英為伍，或洗衣服，或寫信，或聊天，輕鬆自在。周塞英是當時全連除我以外惟一也不參加黨課學習的一個。她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一個頭腦清晰、開朗敏捷、幽默健談的姑娘。她的父親周秋野曾擔任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和一些國家的駐外大使。

　　但是，好景不長。不久，黨小組長來找我談話了。她說，我勞動表現不錯，學習也很認真，但我何以不參加黨課學習。她還說，有的群眾對此很有意見。

　　我知道她是奉命代表組織來找我問話的，但我與她談得直來直去，因為我們平時私交不錯。我說，我是在「文革」中「炮打」了中央文革的人，你跟我說實話，如果我申請入黨了，你們敢要我嗎？我不難為你，你可以不回答。可答案是什麼，咱們都心照不宣。既然你們不敢要我，咱們幹嘛彼此瞎耽誤功夫呢？我還說，誰要求進步，好好學他自己的就完了，我不參加黨課學習，我落後，礙著誰了？是不是自己不敢「自由」，瞧著我「自由」了，眼紅啊？

　　這是幾年來我第一次痛快的發洩。正因為黨小組長與我平日私交很不錯，我才敢如此口不擇言。她聽著我這段帶有椰榆色彩的獨白，可能很諒解我長期以來的處境，只是望著我笑笑，一言不發。以後，她似乎沒有對任何人談及過我的回話，還任我「自由」了下去，再也沒來找我轉達過別人的意見。

　　當我得意地向周塞英說起對黨小組長的這段回話時，塞英說，也有人找她問話了，她的回答是：我覺得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做到不招人討厭就很不容易了，我沒有太高的人生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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