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4)_呂大渝

四四

　　【二十　幹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下旬，一群領導突然成群結隊地到各處檢查衛生。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以「為了突出毛主席，以後一律不再懸掛其他領導人的畫像」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畫像，氣氛神秘兮兮。當時，有的辦公室並排懸掛著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党的副主席林彪是毛主席欽定的接班人，還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以副統帥的頭銜被寫進了黨章。我預感出了大事，但沒有一句質疑。「文革」已經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慘痛教訓。

　　當晚，我趕到中學的好友孫文冬家打探消息。從她丈夫李觀承那裡，我得知是林彪出了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文件《關於九·一三林彪叛黨事件公報》，傳達到了每一個人。據說，林彪因為謀害毛主席的陰謀敗露，倉惶出逃蘇聯的時候，飛機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因為林彪事件發生在九月十三日，所以也被稱為「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以後，小弟的處境才開始好轉。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過去快半年了，小弟大谷終於從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被釋放回家。小弟平白無故被拘留了四年，可一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把他輕而易舉地打發了。

　　「墨索里尼，總是有理。現在有理，將來有理，永遠有理。」跟那時一個南斯拉夫的電影裡學生們說的臺詞一樣，抓小弟有理，放小弟也有理！墨索里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大利的獨裁者。雖然，小弟的遭遇很不公道，但在那個年月，不講理的事情千千萬萬，哪有「討個說法」的地方？母親說：「大谷能平安回來已屬萬幸！我天天在為他禱告。」中國人太「能忍則安」了。

　　林彪事件以後，中央文革又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大街上照；日三天兩頭敲鑼打鼓、紅旗飄揚。群眾仍被指派去歡呼毛主席發表的一個個「最新指示」。

　　「四人幫」還在臺上，我仍然背負著「炮打」的心理包袱，哪有心情去大街上跟著起哄？我討厭不發自肺腑地去「歡呼」的差事，便尋找一切藉口逃避遊行。有一次，差點躲不過去了，我就要了個小聰明，去向剛剛被「解放」了的幹部、結合進領導班子的王支書虛張聲勢：「您得留下個播音員值班吧？萬一臨時有事找不到人，您的責任可就大了！」這是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大概也心照不宣。反正我又一次逃脫了上街的折騰。十年當中，我居然保持了沒有上過一次街，去遊行慶祝發表「最新最高指示」的記錄。倒是後來「四人幫」垮了台，我用不著再張羅給自己平反就什麼精神壓力都沒有了的時候，自覺自願地到街上足足蹦了三天。

　　「文革」十年，電視節目除了《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八個樣板戲來回重播以外，上鏡最多的就是電影明星「小西」和他的夫人。老百姓把流亡中國的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調侃為「小西」。他的夫人是莫尼克公主。

　　「文革」已經七、八年了，歲月就在一波波各種名目的大批判和「三戰」中流逝過去。電視臺的群眾那時把《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簡稱為「三戰」。這樣的日子哪天是個頭呢？

　　不久，在毛主席眾多的最新指示中，一條「五·七指示」又使電視臺的編播人員和技術人員與全國無數的機關幹部一樣，繼三年「困難時期」之後的「四清」運動，又一次脫離本職工作，下放到了「五·七幹校」。

　　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五·七幹校」在河南淮陽，一九七四年初冬，我被下放到那裡整整一年。剛四歲的兒子苗苗與我同行。

　　我並不相信真有人是心甘情願扔下自己的專業去幹校的。好在只一年而已，並非遙遙無期。那是一個無法抗拒的潮流，人人都顯得非常亢奮。

　　「大人們常說，要一輩子走『五·七道路』。一條土路從幹校門口一直通到淮陽縣城。我想，這大概就是他們說的『五·七道路』了。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非要從大老遠的北京跑到這裡，一輩子走這麼一條土路？」八十年代伊始，偶然從苗兒一篇題為《童年記趣》的作文中讀到這段文字，真難以用語言來形容我內心的感覺。

　　我們的連隊取名先鋒連。由電視臺和電臺的成員組成。連指導員是電視臺新聞部的記者周居芳。老周是個很寬厚的人，雖然「四人幫」仍在臺上，但他從沒因為我是「炮打」過中央文革的人而難為過我。

　　在幹校一年，我幹的仍是每個季節最辛苦的活計。正當而立之年，只要能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對待，我並不怕受累。我別無奢求，只企望今生能過個安定的日子，不再成為眾矢之的，遭受批判。當然，結業的時候，如果再能得到一份好的鑒定，我會更加滿足。後來，隨著閱歷的增加，我已不看重「鑒定」一類的東西了。

　　剛去幹校，正值冬天農閒時節。當其他學員整日在宿舍裡學習《反杜林論》的時候，我去伙房當了炊事員。

　　鹹菜缸放在豬圈東邊的小屋裡。我的手一到冬天就裂得滿是血口。「十指連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做早餐，胳膊伸進鹹菜缸裡去撈鹹菜的時候，鹽水把手殺得鑽心地疼。我終於知道了鹽水的冰點比水低得太多。這是在中學物理課上怎麼也記不住的問題。

　　開始，我在廚房後面的小灶上做素食。幹校學員的勞動量大，飯菜本來就清湯寡水，素食的油水就更少了。幾個素食學員，都是文弱書生，勞累一天，除了盼望吃頓可口的飯菜，也沒什麼別的指望。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只能「醋溜」、「麻辣」、「甜酸」換著花樣給他們一些味覺上的滿足，其他也愛莫能助了。

　　後來，炊事班長又安排我去炒大鍋菜。那與小家庭做飯絕不可同日而語。大灶只有一尺多高，炒鍋在我腳下，直徑一米還多。鍋鏟是鐵鍬，那原本該是幹農活的家什。我穿著膠鞋，把腿蹬在爐臺上用鐵鍬炒菜，就像在田裡挖土一樣。

　　殺豬是全連的大事，一般選在星期天連隊的休息日進行。殺豬時，「五·七戰士」都喜氣洋洋地前往圍觀。

　　屠夫一般由炊事班長和伙房裡的男士擔當。班長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編輯，一個長得五大三粗江浙農民模樣的南方人。有一天，班長通知我：「星期天改善伙食，你殺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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