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3)_呂大渝

四三

　　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際，海內外華人以及報刊。雜誌紛紛溫故而知新，推出了關於「文革」的記事和言論，為的是記住歷史，珍惜今天。

　　那年春天，當英國《天下華人》雜誌總編輯吳真諦向我問起「文革」年間趙忠祥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情況時，我曾對她說，如果以今天的認識去回顧群眾在「文革」中的往事，會有失客觀。重要的是認真反思，讓類似的情況不再發生。

　　三十年過後我捫心自問：假如當年那張紙條是別人寫的而被我拿到，我會不會上交給掌權的對立面？我不會。答案是肯定的。鑒於我那時對中央文革的反感和派性，我或許會把它悄悄銷毀，並不去和當事人說明，因為畢竟是我未經許可，私自到別人的小花籃裡去拿了東西。或許，我會讓當事人自己銷毀那張紙條。從好處著想，我是提醒她多加小心。從私心上講，我是出於派性，向她表功，強調我的義氣。但後者的弊病是當事人覺得有小辮子抓在了我的手裡，心存芥蒂，並會認為我是個私自拿取別人東西的人。

　　從過去到現在，我對那位室友始終是諒解的。據我所知，她是旗人，祖上可能有過滿族人關後的風光，後來，家道中落，她的父親似乎做了協和醫院的看門人，屬那時常說的，具有「樸素的階級感情」的一類。以她當時的年齡、閱歷和水準，在毛主席已經被神化，以及「文革」之中一片「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的政治輿論的衝擊下，她必定認為交出我寫的紙條是在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正確的革命行動。

　　只有曾親身經歷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人，才有可能以彼時彼地的政治氛圍去看待當年的大多數群眾，否則就永遠無法理解毛澤東何以能使億萬中國人在「文革」中瘋狂地追隨於他。

　　正因為我對那位室友的諒解，即使在「四人幫」垮臺以後，我都從未再向她提及過她對我的揭發，反而曾為她開脫。早年，電視臺文藝播出部的張木匠與我和她的關係都十分友好。我們又同屬保守派。張木匠還為我做過一個長約一尺精緻的小木箱。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以後，有一天，我們在電視臺前廳聊天，張木匠突然向我當年的那位室友迸出一句：「你好？你那個時候揭發人家大渝！」我的前室友頓時張口結舌，難以下臺。我立即主動為她解了圍。

　　雖然我喜歡朋友，即使夠不上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就算是一起共過事的老同事，幾十年下來，也應該比常人多上一層親切之感，更何況日出同工作，日落同歇息的室友。但是，每經歷一次人生磨難，就像「大浪淘沙」一樣，我就會失去一些朋友。如此，對至今仍能做朋友的人則倍感珍貴了。

　　記得從廣播學院回到電視臺的第二個夏天，不知為什麼，我們的宿舍突然臭蟲成災，也不知為什麼，臭蟲只咬我一個人。一連多少個夜晚，我的室友可以安然入睡，我卻被折騰得疲憊至極。大家說，因為我的血是「甜的」，所以蚊子、臭蟲。跳蚤都喜歡叮我、咬我。有一天，我又被咬得苦不堪言，掀起枕頭一看，哇！密密麻麻，大的像黃豆，小的像針尖兒，臭蟲滿視野。我的室友說：「要不，你跟我一塊睡吧。」奇怪，我擠到了她的那張單人床上以後，臭蟲也不來了！我這才睡上了一個多日來的安穩覺。後來，不知用了多少壺開水，我才把臭蟲消滅了。

　　但是，我怎麼能夠料到，四、五年之後，因為一張我給江青提意見未遂的紙條而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導火線，恰恰是曾與我一起進行過「臭蟲大戰」的室友點燃的呢？如果不是因為「文革」，我和初出道時的那位室友，都是在剛剛摘下紅領巾不久的年齡，就走進了電視臺，一起步入青年，走進中年……肯定會保持長長久久的友情，哪會像今天這樣，她幾乎已被我從記憶中抹得乾乾淨淨。

　　三十年過後我們心自問：假如我當年是個造反派，也奪了權，成了相當於文藝播出部主任的人物，有人交來趙忠祥寫的一張對江青不恭的紙條，我會不會也把趙忠祥打成「反革命」？我想我是會的。如果外部事件也把我逼到必須被動地作出抉擇的牆腳，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在中國「極左」思潮盛行和派性作怪的社會大背景中生活的普通人，我別無選擇。否則我將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與他同歸於盡。因為我畢竟不是遇羅克和張志新，還沒有那麼清晰深刻的見解，使我堅守信念、義無反顧。

　　或許，在我假如不得不把趙忠祥打成反革命的過程中，我會心慈手軟，我會有所顧忌。在不予人口實的前提下，我會網開一面，對他多加關照。畢竟我們在中國社會尚且正常的年代裡，在中國電視事業初創的歲月中曾並肩走過一段充滿朝氣的時光。

　　從過去到現在，我對趙忠祥始終是諒解的。我被「揪出」之後，坐進了「一零一牛棚」。有一天，趙忠祥獨自走了進來，和顏悅色地安慰了我一番，已完全不是主持「揪鬥」我的大會上的面孔了。我很清楚，以他當年文藝播出部第一把手的身份，對我進行批鬥、進「牛棚」以及監督勞動的一切安排，均是他的決定或首肯。但將心比心，我覺得他當時會有些惻隱之心，也會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

　　「文革」以後，我和那位後來成了中共黨員的前室友仍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她是我那段「現行反革命」生涯的始作湧者，但她從沒對自己的作為表達過一字一句的歉意。我們已形同路人。如果她能在日後向我說一聲「對不起」，如果所有在「文革」中，進而在整個人生中做過錯事、傷害過別人的人們（這其中也應該包括我自己），能正視掩蓋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人類自身的不足並予以反思和懺悔的話，或許，我們的民族會變得更加成熟，我們的世界會顯得更加美好。

　　《天下華人》中「文革三十年」專欄的那篇文章在談到毛澤東對「文革」的災難「固然應該負相當一部分責任」以後說，「但全民族劣根性、動物性的大暴露，卻不是他的過錯。」文章還說：「我並不想指責誰，只想讓人們瞭解和記住那些曾經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可怕的真實。只有瞭解它，記住它，才可能防止它。」

　　近年來，當我一次次讀到發生在中國的「反右」、「大躍進」直至文化大革命等人為的政治運動的內幕以及由此給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的時候，痛定思痛之際，不禁想到，今後，如果再有此類上層的政治鬥爭、權力鬥爭冠以「革命」的名義，並以強大的組織力量和社會輿論，以排山倒海之勢壓來，又使人民遭受苦難的時候，億萬中國人該怎麼做呢？

　　歷史不應該再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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