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2)_呂大渝

四二

　　不一會兒，又溜進來了兩個人，一位是美工組的小馬，另一位是放映組的大個兒。她們自然不知道我也在「中播」，於是就放心大膽地聊開了天。只聽得當時可能在專案組工作的大個兒對小馬說：知道嗎？大渝的弟弟是反革命，首鋼都已經把小報寄來了。可大渝沒向組織交待。又聽得小馬回應：大渝也真夠嗆，怎麼能不向組織交待呢？她又找挨鬥呢！

　　我一聲不出地躺在幕布後面把這段對話聽得清清楚楚，心裡好似翻江倒海。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前，她倆都與我私交不錯。特別是小馬跟我更加接近，她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還曾為我畫過一張油畫肖像。在那漆黑的「中播」，我深深體會到「牆倒眾人推」的世態炎涼。

　　我是個「記事」的人。別人對我的愛護我會銘記心中；別人對我的傷害我也難以忘懷。當然，對傷害過我的，我的個性絕不會潑辣到讓人當面下不來台。我可以不予追究，但我卻裝不出像往昔那般沒有隔閡。

　　後來，小馬得了癌症。我一直猶豫著是不是要去看望她，我們過去畢竟是朋友。一是為我當時「反革命」的身份，再是我對她在「中播」黑暗中那場與大個兒的對話始終不能釋然，我一拖再拖，直到她去世了我都沒能成行。我是不是過於狹隘？我有些後悔。

　　「幼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是人生三大不幸。小馬是個獨生女，父親已經在「文革」中去世。她在身後留下了孤獨的老母和一個領養的兒子。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終於在小馬故世後去了她家，但是，小馬的丈夫老蘇對我很不諒解。他說，人活著的時候不來，死後再來還有什麼用？我想，小馬在彌留之際一定留戀過以往一切美好的人和事。她一定也想起過我。我只對老蘇說了一句：「大家都不容易。」就沒再解釋什麼。人已逝去，一切恩怨都不必再提了。

　　聽了小馬和大個兒的對話，我沒有料到首鋼已經把批鬥小弟的小報寄到了電視臺。當權者為什麼沒有向我攤牌呢？是在等待我「主動交待」嗎？他們打算如何處理我呢？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搞政治的人。只因我當時過於年輕，牢騷太盛，致使政治找到了我的頭上。我實在不願意再一次被推到政治的風口浪尖去受煎熬。我憂心仲忡，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中國文化講究氣節。「文革」中，我看到過人們私下對「反戈一擊」舉動的輕視。我的處境已經很糟，假如我再沒點氣節，連我自己都會看不起自己，更何況他人？我始終引以為做的是：在任何壓力下，我都挺了過來，從來沒有為了保全自己而亂咬過任何人，哪怕是整過自己的人。

　　前思後想，我還是無法相信對小弟「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的指控。我仍然採取了保持沉默，聽天由命的態度。

　　後來，掌權派並沒再為小弟的事情來找過我的麻煩。思來想去，我終於茅塞頓開，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奧秘：對小弟是「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的指控離譜太遠，可能連他們都不能相信我那位尚未成年的裝卸工小弟是塊當「情報部長」的材料；加之造反派正處於分裂成「總部派」和「整風派」的過程之中，同室操戈，已經無暇「痛打落水狗」了。

　　政治鬥爭的形勢，變幻莫測。正如《紅樓夢》裡甄士隱在《好了歌》裡唱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文革」早期，作為群眾，雖然趙忠祥奪權、掌權，「造反」了一段時間，但他也不是贏家，後來，也成了「階下囚」，坐進了「一零一」房間，日子也很不好過了一段時間。「一零一」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被勒令交待「反動思想」的警衛哨位旁邊的那間辦公室。

　　那是「文革」中期抓「五·一六」的時候。有一天，我突然被一位任黨小組長的復員軍人叫到電視臺前廳問話。因為我並不是「依靠力量」，所以對趙忠祥被「揪」的來龍去脈，並不知情。那位黨小組長開始對我還和顏悅色，因為我們原來都參加了保守派「過大江」戰鬥隊，關係曾不錯。他說，有一天，趙忠祥在電視臺前廳「攻擊」了周總理，我當時在場。他叫我揭發趙忠祥「反對周總理」的罪行。

　　不管歷史最終對周總理如何評價，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總理逝世，我和北京老百姓在十裡長街哭送總理的時候，真有「天塌了」的感覺。那時，我是不會容忍任何人攻擊周總理的。

　　趙忠祥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攻擊過周總理。就憑當時我們是對立面這個事實，就是有這種話，他怎麼會跟我說？

　　我對那位小組長說：「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

　　小組長說：「當時大段也在場。」大段是廣播學院畢業的攝像師。

　　我說：「那你怎麼不去讓大段揭發？」

　　小組長又說：「你好好想想趙忠祥當初是怎麼整你的？」

　　我急了：「那也不能因為他整過我，我就造謠呀！」

　　小組長翻臉了：「你站在什麼立場上？」

　　我也跟他拍了桌子：「實事求是的立場。你敢把大段找來，咱們三頭對質嗎？告訴你！我不是黨員，黨紀管不著我，但我是公民，如果真有那麼回事，我可以受國法處置。」

　　我火冒三丈，二話不說，扔下那位小組長，連門都沒敲，就闖進緊挨著女廁所的「一零六」黨支部辦公室大喊：「管不管你們的×××了？有他這麼說話的嗎？」那屋子裡坐著七八個頭頭，正在開會。我把事情經過嚷完以後，也不等他們表態，又二話不說，摔門扭頭就走了。

　　不知道那一屋子「丈二和尚」在我走後說了些什麼，好在那時文藝播出部登場掌權的又換成一些保守派的黨員和復員軍人了，後來倒沒人再對我提及此事，也沒人再來找我揭發趙忠祥了。但我卻十分後怕。我都落得這步田地了，怎麼還是這種不管不顧，火一點就著，連天王老子都敢得罪的脾氣？怎麼還像小時候一樣，總幹這種行動走在大腦前面的事呢？果真「江山易改，雜性難移」嗎？我早晚還會為自己的個性招惹麻煩。

　　縱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的上層存在著政治鬥爭，是不足為怪的事情。就像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國會和白宮，互揭醜聞、吵吵鬧鬧，絕對天經地義，倒是安定團結、保持一致，顯得不夠正常。但是，不管鬧得如何不可開交，哪怕像臺灣的「國民代表大會」或「立法院」那樣破口大駡、大打出手，縱觀世界也絕沒有一個地方似中國的十年「文革」那樣，把全國數億人口都捲進一場「為他人作嫁衣裳」的上層權力鬥爭中去，致使正常的經濟活動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災難性的影響。

　　所幸的是，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事件，已經成為歷史並有所定論。如今，中華民族終於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穩步地走過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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