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1)_呂大渝

四一

　　當心裡憋悶得無法承受的時候，每隔一段時間，我還必須到郭言家去一次。她是個可以任我發洩而不會揭發我的人。

　　小時候的郭言是個胖胖的女孩，感情細膩，文筆不錯。她剛從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北京育才學校當教員不久，「文革」就開始了。

　　郭言的父親郭大同任職旅館業，有個弟弟在臺灣。解放前，郭伯父為共產黨北京市委做過地下工作，按說是曾經幫助過共產黨的有功之臣，但在「文革」中這竟成了他的罪名，說他是「國民黨特務」，被迫遷回山東老家，郭言姐弟頓時成了「黑五類」的子女。郭言的母親是婦聯幹部，去了幹校，偶爾回京休假，料理家務。妹妹郭謹和小弟郭謙也發配到了外地。一家五口，天各一方。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沒有享受過美好的青春。有一次我又去看望郭言，她正在和母親鬧彆扭。導火線不值一提：郭伯母給郭言做了一件新襯衫，只是因為鈕扣的扣眼縫得橫豎不一，郭言就坐在那裡流眼淚。郭伯母自然覺得很委屈，讓我勸勸她。我對郭伯母說：「鈕扣只是個藉口，她哭的根本不是鈕扣。她想哭，您就讓她哭一場吧！」

　　在那個瘋狂的時代，偌大的中國，我們的生活，哪裡還有少年時代夢想的「鮮花和陽光」？我能勸郭言些什麼呢？難道我能說：「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像《列寧在十月》裡的瓦西裡似的？難道我能說：「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麼？」像英國詩人雪萊似的？

　　我什麼都不想說。那時的中國，平民百姓小人物的意見沒人理睬，人民並不當家做主。我的一句牢騷：「以後在每個人的嘴上都安個拉鎖，吃飯的時候拉開，不吃飯的時候關上。」竟也被揭發，成了逆耳的「反動言論」，為此吃盡了苦頭。我得學會做一個沉默的人。我不必在郭言面前去說那種「天涼好個秋」之類違心的廢話，所以，只是默默無語地陪她坐在那裡。想著我和郭言從五十年代一起走過來的日子，想著我們的期盼、奉獻、失落和渴求，想著生命的卑賤、荒廢、無助與無奈，我也真想放聲大哭一場，哭我們的民族，哭我們自己。

　　多少次了，我們常常是一言不發，很久很久地坐在那裡。

　　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以後，我的處境好了一些，當然只是「落實政策」而已，我並無資格臍身于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骨幹隊伍之列。每次開完大會，我即刻自動退出會場，省得等人家宣佈「骨幹留一下」的時候再訕訕離開。

　　在我沒當「反革命」之前，「四人幫」曾經指示：「播錯一個字就是對毛主席的不忠。」直播本是一種精神高度緊張的勞動，沒有一個播音員會無端拿自己業務上的信譽，拿嚴肅的播音工作開玩笑，故意製造播音差錯的。「四人幫」這種對播音員不信任的所謂「指示」，除了憑空增加播音員直播時的緊張情緒之外，沒有任何益處。我聽了傳達以後曾私下議論：「老虎還有打盹的時候呢！人是吃五穀雜糧的，哪能一點毛病都不出？我不能保證直播時一個字都不錯。要是說『播錯一個字就是對毛主席的不忠。』那我只好不忠了。」這不過是有些情緒化的怪話，而且並非毫無道理。但這句話也被揭發出來，成了我的「反動言論」之一。所以，雖然「落實政策」，我被允許參加些一般的播音工作，不過也只是錄音播出的小節目而已。我屬控制使用的對象。

　　雖然「落實政策」以後，我的處境有所好轉，但「四人幫」仍在臺上，我的「炮打」問題畢竟是個抓在人家手裡的「小辮子」，還得處處小心做人才是。

　　從出生以來，我家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以「大」字居中。在戶口本上，我的名字一直是呂大渝。近年來，每當看到我的中國護照上的名字變成了呂達渝，心裡就不是滋味。「文革」中的一件啼笑皆非的往事總會浮現在眼前。

　　在我當上「現行反革命」以後，小弟大谷也出了事。他初中畢業時被分配到首都鋼鐵公司遷安鐵礦當了裝卸工。不久，小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還說他是「情報部長」。

　　才十五、六歲的小弟聰明手巧。他做個沙發、打個立櫃。蓋個廚房、裁個衣服、當個大廚、撈個魚蟲，絕對綽綽有餘。更難得的是，在那「讀書無用論」的年代裡，小弟居然還一直跟著好同學楊道林的父親、名中醫楊濟生學中醫，背「湯頭」。楊大夫過世後，他仍然持之以恆，終於以此改變了自己裝卸工的命運。如今，小弟已經通過了國家考試，在北京交通醫院正式行醫，成了一位中醫好手。

　　但是，我的這位大谷小弟對政治卻毫無天分。況且，當時指控他是「情報部長」的證據，竟然只是我家從新華書店買來的一本《情報術》。

　　雖然小弟已經被送進了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但我仍然不相信對小弟「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的指控。

　　我沒有向「組織」交待小弟的所謂「問題」。我交代什麼？說小弟是「反革命」，我得昧著良心信口雌黃。說小弟不是「反革命」，我得給自己再招來一頂「包庇反革命」的帽子。我選擇了沉默，企圖「蒙混過關」。當然，我生怕在一次次開會宣讀公安局判刑名單的時候，出現了「呂大穀」的名字，整日惴惴不安。

　　從中央電視臺初創以來，播音員一直處於緊缺狀態。「文革」中，得讓「工農兵佔領舞臺」，選擇播音員的視線自然移向了工廠和農村。有一陣子，突然傳說要把一個首鋼的女播音員調到電視臺來。我頓時坐臥不寧。小弟已經遭到批鬥，在首鋼，他是「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的消息應該人所共知。以後，萬一調到電視臺的首鋼「工人階級」因為看到呂大渝的名字而順便問起呂大谷時，我可就太被動了。

　　那時，正逢全國人口普查，沒有任何繁雜手續就可以自由地更改名字。這個寬鬆的規定，可能是為了照顧那些想改變具有封、資、修色彩名字的人士而為，於是我便鑽了空子，想在那位「工人階級」來台之前，神不知鬼不覺地改了名字，不致使小弟的問題再給我招來新的麻煩。

　　當派出所的戶籍人員來到我家做人口普查的時候，我就要求把呂大渝改為了呂達渝。只是在我名字中間的「大」字下面加個「走之」，把「大」改成「達」而已。自那天以後，我戶口本上的名字就變成了呂達渝，出國護照也跟著戶口本寫成了呂達渝。

　　雖然我機關算盡地改了自己的名字，不過，首鋼的「工人階級」最終並沒有調到電視臺。空忙了一場，到頭來，我只落得一個護照上不倫不類的呂達渝，連我自己都不覺得那是屬我的名字。

　　我自幼就熱愛集體生活，喜歡和朋友在一起。但是，被打成反革命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傷害了我和一些朋友之間的感情，有的已是陰陽隔絕，今生今世都無法彌補，成為了終天之憾。

　　有一天，電視臺「戰鬥團」又在前廳「抓革命」。我那時是可以參加這種批判大會的。可能由於長期的精神壓力，我的身體一度非常虛弱，心跳氣短，極易疲倦。趁人不注意，我又溜進了閒置的「中播」，藏在黑洞洞的幕布後面睡大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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