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0)_呂大渝

四〇

　　我明白，當時中國政壇上叱吒風雲的那四個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們的陰影下，我此生將沒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運已然無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將是何種發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著「美麗的星星」嗎？我對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傷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國人只能與「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絕對被視為洪水猛獸，人們惟恐劃清界限不及而給自己惹上麻煩。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我那時住在小西天，趙忠祥主持揭發我「炮打中央文革」大會的第二天，回家上樓的時候，一個平日跟我很親近的才七、八歲的鄰居小男孩見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種兇神惡煞？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孩子見到我時驚恐的眼神。

　　廣播大樓是個像克林姆林宮似的十層俄羅斯式建築。七層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員通常抵達的最高樓層就是六樓圖書館了。「文革」中，時有忍受不了淩辱的男女從那裡跳樓自殺。我一位電視臺同事的丈夫，姓儲，一個極為出色的工程師，也跳樓自殺了。

　　是啊，從六樓跳下去便什麼痛苦都沒有了。我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但理智告訴我不能走上絕路，否則，我的家人將受到牽連。

　　我算是幸運的。當「反革命」的時候還不算孤單，否則日子更加難熬。年紀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師和我成了「難友」。在電視臺洗廁所和掃院子的時候，我們兩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憐，想不開的時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對於將來會如何處置我們，是我倆議論得最多的話題。我猜想會把我們發配到北大荒去勞改。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節衣縮食，每天只以大餅和鹹菜充饑，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幾個錢，免得將來身無分文。有一次，小師似乎已經忍受不住那種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辦法，來試探一下我們這類「現行犯」最終會得到何種發配。我死說活勸才使他冷靜了下來，沒有再一次去自投羅網。

　　「文革」雖然處於嚴酷的年代，但支撐我度過那些無助歲月的，還是埋藏在人們心底的永不泯滅的人性。

　　廣播局掌權的「戰鬥團」在廣播劇場批鬥「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對象是我和小師。那次大會不久，有一天，在我騎車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個戴眼鏡的男士攔下。他高高瘦瘦的，戴著一副眼鏡，書卷氣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廣播局對外部的編播人員，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戰鬥團」的，與趙忠祥認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他是刻意在那裡等著我的。他告訴我，不要看人們在大會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號，可大家心裡是有數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總會過去。他還囑咐我千萬不要想不開，他說，那樣就永遠說不清楚了。

　　「文革」後，我一直在廣播局的芸芸眾生中找尋他的蹤跡而始終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國了，不然為什麼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誠實的教導。當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動思想」。年輕的時候，我的記憶力太好，於是，我交待了從「破四舊」開始跟不上形勢，到對毛主席在「文革」中一個勁發表「最新指示」和對「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別是對所謂的「明察秋毫」、「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等不科學的口號在私下逞一時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話。諸如：「秋毫，是鳥獸在秋天新生的細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裡，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動物身上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我誠誠實實地給自己寫了洋洋灑灑的一大疊。但造反派並不認為這是我「老實」的表現，在廣播劇場鬥爭我的大會上，他們批判我在交待「反動思想」的時候還「繼續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讓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說，找我有事。那時，我已經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是屬「踏上一隻腳」，還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類，所以，就像孫中山先生教導民眾要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樣，我對那些平等待我的人們也深感難能可貴。

　　當晚，我去了老魏在東大橋的寓所。他交給了我一份材料，那是「專案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別叮囑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過這個範圍。

　　造反派奪權後，自然得團結大多數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實不是造反派，只因為是復員軍人、共產黨員，被「團結」進了「專案組」。他交給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發我的大約二十來條「反動言論」。

　　在那個非常時期，老魏還告訴我要特別防備過去被我視為「哥們兒」的個別人。

　　平時不言不語的老魏，在重大問題上竟有如此的膽識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間竟潛藏著不為人知的「美麗的星星」，人生著實還有著令人留戀的美好之處！

　　從老魏家出來，我靜心記住了對我的揭發內容以後，便立即燒毀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為絲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對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幫」垮臺已經二十年有餘，老魏當年閃光的作為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和政局的變遷而減色絲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來自臺灣、香港、大陸及本地華人的圈子裡，面對著中國社會數十年來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當港臺人士對中國的共產黨員有所微辭的時候，雖然我不是中共黨員，但我也總會告訴他們：不必如此偏激，共產黨裡，有像「四人幫」一類中國人裡最壞的人，也有中國人裡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遠是個好人，是共產黨員中有正義感和人情味的一個。

　　我是結婚才一個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雖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壞人」，相反，我覺得如果全中國的人都像我一樣，這個國家還會不好麼？但我的真心話，對我當時的丈夫都不敢講。這是後話。

　　度過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孫文冬。

　　那時，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往孫文冬家跑一趟。孫文冬是我中學時的學生會主席。從她的丈夫李觀承那裡，我可以聽到很多對「四人幫」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強心劑，讓我對未來的日子抱有一線希望，因為，只要「四人幫」得勢，我就永無出頭之日。

　　李觀承告誡我：「不要在兩個以上的人面前講話。」我吃過一塹，總該長出一智。「文革」的教訓，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樣口無遮攔。

　　在我的逆境中，拍電影時的小夥伴郭言給予了我莫大的理解和安慰。我永遠記得她對我說的：「記住！時間是最好的淡化劑，一切都會過去的。」「如果有一個法庭的話，我可以為你去辯護，告訴人們：大渝是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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