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9)_呂大渝

三九

　　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又來到廣播局參加「戰鬥團」在廣播劇場舉行的大會。「兵團」成員一律不得入內。

　　我一氣之下，抄起一隻筆就點著江青的名字寫了個條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應該注意影響，要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調查研究，不要「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亂髮議論」。那段話寫在了廣播局的紅條稿紙上。我想，既然不許我進入會場，我寫個條子給江青提點意見還不行嗎？

　　算我命大，「戰鬥團」的守門人連條子也不許我遞進去，否則，那張條子果真到了小肚雞腸，報復心極強的江青手裡，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陣，或許會因此惹來殺身大禍。

　　條子既然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一揮而就的，又沒能送進會場，我順手扔了以後很快也就忘得乾乾淨淨了。

　　半年之後，轉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趙忠祥在電視臺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我又像往常一樣，帶著毛線去開會了。那時，只要開會，女士們幾乎人手一件「毛活兒」。過冬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新毛線、舊毛線以及五顏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線維繫的爛毛線，拆了織，織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時，也忙著「促生產」，會場很像個手工編織作坊。

　　那天，我剛剛坐定，只聽得趙忠祥「呂大渝，站起來！」一聲大吼，嚇得我迷迷瞪瞪站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接著，他就遞給我一張紙，命令我：「念！」紙上不是我的筆跡，我認得出那是美工組一位常寫電視節目字幕的張姓同事的字體。內容雖是我曾經寫過的那個條子，但並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年，我一時發懵，確實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的態度被說成「不老實」。

　　揭發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當時是電視臺的放映員。我宿舍門後的牆上掛著一個藤編的小花籃。那是母親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藝美術用品公司給我買的。我寫完給江青提意見的那張條子以後，順手把剩下的稿紙塞進了小花籃。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寫大字報，就擅自從我的小花籃裡拿出了那本稿紙。那是極薄的片頁紙。雖然我給江青寫的條子早已扔掉，但給我惹禍的字跡卻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紙上。於是，她就把那張只有印子的白紙交給了趙忠祥。

　　揭發我的那位姑娘在會上受到了表揚。她原來也是「過大江」與我一派的，但因為揭發了我，趙忠祥說她能「反戈一擊」，仍然是「戰鬥團」的「依靠力量」。後來，她還入了黨。

　　在文藝播出部那個大會上，我被趙忠祥宣佈為「現行反革命」。之後，有的「過大江」成員迫于壓力，也揭發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言論」。由於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正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反革命」。這是我後來得知的。

　　刹時間，廣播局西小院的大字報沖我鋪天蓋地而來。不久，又在廣播劇場召開了專場批鬥大會。批判發言慷慨激昂，「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叫得很響。以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臺「走資派」的時候，在一大排陪鬥的「牛鬼蛇神」最後站著的總是我。進駐廣播局的軍宣隊小戰士小崔後來對我說，任何一個單位批鬥的「走資派」都是老傢伙，但他來到廣播局，看見一大串老「走資派」後面竟是個那麼年輕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是用台標配以標誌音樂以及播音員報告當日節目開始的，但自「文革」開始以後，中國便沒有了真正的電視播音員。那時，台標和標誌音樂過後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畫像並配以樂曲《東方紅》，如此一來，電視播音員何以有資格緊接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畫像露臉向觀眾播報節目呢？於是，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便不再出圖像，只播「畫外音」，如同電臺播音員一樣了。

　　自我當上了「反革命」以後，連電臺播音員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職，進了電視臺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務是洗廁所、掃院子。然後和電視臺的「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為伍，寫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動思想」。

　　三秋時節，雖然讓我和大家一起下鄉，去懷柔農村秋收，但因為我是「監督勞動」之列，則分配我和男壯勞力幹一樣的農活。不要說精神上的壓力，僅勞動強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後，撂在地裡的大捆秫秸又濕又重，連二十多歲的大個子復員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們扛得一樣多。

　　一天十來個鐘頭彎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農活，別人可以與上樹摘梨的工種輪換，而硬讓我刨了整個三秋的高粱茬子，幹得腰都直不起來的時候，只好趴在地上接著刨。我從此落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連掃地、切菜和站著打電話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齡雖小，能量極大。」雖然，西小院給我貼的一張大字報是以這句話開頭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輕氣盛，容易衝動，壞在了一張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麼能量呢？

　　「文革」，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浩劫，給多少人帶來了無妄之災。遇羅克、張志新等許多有思想、有頭腦，關心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人們甚至遭到殺害。與他們相比，我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

　　與許多中國人的苦難相比，雖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實在不值一提，但作為個人來講，我當時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當我還是個少年人時，我以為未來的生活道路上撒滿了鮮花和陽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滿了苦澀。眼前的生活與我少年時代的憧憬相去甚遠，我仿佛永遠在尋找著什麼而又始終不得。

　　我十歲那年拍攝了《祖國的花朵》，電影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漿》流傳了幾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還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題歌》和一首《種花歌》鮮為人知。

　　那首《主題歌》的歌詞是：「哎！夥伴們，唱吧！誰有我們這樣高興，我們有一對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見了遠大的前程。遠大的前程，美麗的星星……」

　　小時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長大，等待長大後去實現從事電影事業的美好理想。長大了，我剛剛愛上了電視事業，卻碰上了「文革」，又墜入了等待之中，等待著對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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