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8)_呂大渝

三八

　　「四清」歸來，國家已經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從一九六四年開始，電視事業如同各行各業一樣，開始復蘇。年輕的電視工作者也逐漸成熟起來。

　　那時，我已深深愛上了電視事業，又正值二十歲剛剛出頭的大好時光。眼前的生活是如此充實美好，我希望自己能用結結實實的步伐，一直走到輝煌壯麗的成年。

　　但是，當我和我的民族一起剛剛走上坦途。又到了建國後近幾十年中「七八年來一次」的「階級鬥爭」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場歷時十年的更加深重的災難，波及了中國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家庭以及每一個人的命運，我也未能倖免。

　　【十九　文革開始了】

　　一九九六年，距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國《天下華人》雜誌的總編輯吳真諦和她的夫婿——《天下華人》編委王志興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一位朋友邀請了一些在美國的新聞從業人員與他們座談，我也被邀出席了聚會。

　　英國的《天下華人》從編輯到印刷都堪稱一份很有水準的海外華人刊物。那天，吳真諦送給了我一本剛剛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號的《天下華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專欄」裡有作者則鳴的一篇文章，目錄上的題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題目則為《被青草掩沒的墳塚》，副標題是「文革懺悔錄」。文中談到了劉少奇、王光美。老舍、趙丹、韓美林、馬連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鬥以後，他們的部分親人「大義滅親」、「劃清界限」的表現。

　　文章中還有一段寫著：「中央電視臺的兩位播音員和著名節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當時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脫他倆的揭發。」

　　《天下華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國十多年來，我從沒向任何人講述過「文革」中發生在我生活裡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經流傳到了海外。我預感到，那段歷史早晚會公諸於世。

　　吳真諦對我說，原來，文章中點出了趙忠祥的名字，出版時又刪掉了。她說，她是去北京採訪的時候，聽別人談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寫出被趙忠祥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經歷。我謝絕了。後來，吳真諦又從英國打來國際長途電話向我約稿。我沒有給她回電話，一直沉默著。

　　其實，吳真諦並不是第一個要我寫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國五年，從一九九二年開始，我曾四度回國，每次，都有一個電視臺老同事的敘舊聚會，每次，都有曾一起走過「文革」歲月的老朋友要我寫出趙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文革」是中華民族近幾十年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些年來，中國人雖然沒有把「文革」掛在嘴邊，但卻把「文革」記在了心裡。中國人並不健忘。我對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國。有一天，在中央電視臺電梯門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趙忠祥。我們只是一般地打個招呼就擦肩而過了。

　　我的心情很複雜。當我十六歲剛剛摘下紅領巾，走進電視臺的時候，就和同樣年輕的才十八歲的趙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苦練基本功，度過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滿理想的年華。如今，中央電視臺已經走進第四十個年頭，趙忠祥和我也已年過半百。本來，我們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們常愛說的「老戰友」，我難得回國的時候，也應該像渴望去拜訪沈力等老朋友一樣去看望一下趙忠祥，但是，我沒有，從來沒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友情。這樣的結果也不會是趙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沒有很爽快地答應《天下華人》雜誌的約稿，就是因為發生在我與趙忠祥之間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趙忠祥把呂大渝打成了反革命」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就概括得了的。趙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個年代，事情似乎無可避免。這一切該歸罪於誰呢？

　　從「文革」一開始，我就跟不上形勢，當了「保守派」。原因很簡單：紅衛兵砸「同升和」鞋鋪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無軌電車路過王府井，看了一個清楚。到了西單的時候，只見滿街的紅衛兵追著行人剪長辮子和細褲腿，嚇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驚魂不定。當天晚上，紅衛兵又在我住的廣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裡挑燈夜戰，批鬥一堆據說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頭和老太太，把他們打得鬼哭狼嚎，淒慘無比。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平日風度翩翩的女台長孟啟予面色陰沉，她被人剃了陰陽頭，只好戴了一頂藍布帽子來上班。以後，在批鬥「走資派」的大會上，那些低頭、彎腰、掛牌子和「噴氣式」也使我膽戰心驚。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當時不可能瞭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的「路線鬥爭」實質上是毛澤東排斥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我當「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於看不慣那些武鬥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後來，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簡稱「戰鬥團」；「保守派」叫「兵團」，被稱為「老保」。文藝播出部的「保守派」給自己取名為兵團「過大江戰鬥隊」，我參加了「過大江」。

　　「文革」開始不久，廣播局的大權就被「戰鬥團」奪了去。趙忠祥是「造反派」，奪權後擔任了文藝播出部的「勤務員」，相當於文藝播出部主任。

　　報社、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單位，是政治鬥爭中各派系的必爭之地，「四人幫」也不例外。當時，「四人幫」明確表示支持「戰鬥團」，三天兩頭有指示，還來參加他們的大會。

　　「造反派」和「老保」之間派性相當嚴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紀再大一些，參加過「反右」，知道「禍從口出」的厲害，也不至於在「文革」中招來太大的麻煩。但我那時剛剛二十出頭，胸無城府，又沒有人生經驗，有些犯忌的話我雖然不會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亂講，可在「過大江」當中便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了。「過大江」收拾出了電視臺地下室的一間屋子做大本營。在那裡，我公開議論的矛頭是到處煽風點火一呼百諾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我過於相信了「哥們兒義氣」，不知道還會有對我「反戈一擊」的一天。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