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5)_呂大渝

三五

　　那時，大弟大慶是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學生。平時，弟妹兄長們都直呼我「大渝」，但是，如果哪天大弟先尊稱我一聲「姐」的時候，下面一句話准是：「給我點錢買色兒吧」。他說的「色兒」就是做畫的顏料。他還許願：「等我長大了，我給你買一雙皮鞋。」大弟那時還沒有皮鞋，在他的心目中，皮鞋大概是件很有氣派的東西。

　　父母的工作很忙，六個子女除了學校教育外，課餘的智力開發全是自生自滅。大弟從小不聲不響，不知是什麼時候，他學會了吹笛子。後來，又不知他怎麼考取了美院附中，一個並不容易進去的學校。

　　大弟找我要錢，那種被人需要的感覺很是不錯，買顏料又是正事，我一般都會給他五元錢。那差不多是我月工資的七分之一。

　　大弟長大成人以後，每到全家團聚的時候，我都會嘻嘻哈哈地問他：「嗨！我那雙皮鞋呢？」直到我從美國第三次回國探親，大弟請全家人吃了一頓「便宜坊」的北京烤鴨，算是抵消了他少年時代許下的給我買雙皮鞋的諾言。

　　自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突擊發展入團之後，我在「困難時期」受到了團組織的第一次教育。

　　那已是從廣播學院回到電視臺了，文藝播出部團小組開生活會的時候，團小組長批評我借了二兩食堂糧票沒有還給他。我當然不是有意打劫，而是忘得乾乾淨淨。在「困難時期」，二兩糧票就等於一個人的一頓早餐。雖然我非常自責難堪，但內心對團小組長的做法卻有些抵觸：直接提醒我一聲不行嗎？為什麼非要到團小組會上小題大做？但我當時一句話也沒說，就還給了他二兩糧票。這個教訓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讓我明白了「好借好還」的重要。

　　由於自小就有個學電影的生活目標，我把「事業」看成是人生第一大事。到電視臺後，我最不喜歡聽的是別人把「電視播音員」稱為「電視臺報幕的」，加上播音員又只能播報別的編輯和記者的槁件，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電視播音員，特別是女電視播音員，好比一本雜誌的封面，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一旦人老珠黃，將一錢不值。我明確意識到充實自己的重要。

　　那時我正年輕，自然容易引起各方小夥子的注意，於是，我便在加強學習、充實提高的自律中，又給自己制定了一條「十年內絕不涉及個人問題」的法律。那時人們說的「個人問題」，就是男女間的戀愛婚姻。我給自己規定；不管有多好的小夥子從我的身邊走過都絕不能動搖這條法律。我要把精力完全放在事業上。

　　有一個夏天的傍晚，我去西單買點東西，在等公共汽車回宿舍的時候，一個男人盯上了我。他江浙口音，又瘦又矮，手裡只提著一件白襯衫在大街上閒逛。他自稱在建築設計院工作，正要到洗衣店去，一個勁地找我搭訕。在五、六十年代淳樸的社會風氣中，這類無聊之輩並不多見，我很害怕。後來，那個人並沒有去洗衣店，而是我上車，他也上車，我下車，他也下車，一直跟著我。好在天還不黑，也好在廣播大樓有警衛站崗，我沒敢直接回宿舍，而是向警衛出示了工作證，走進了廣播大樓才甩掉了那個討厭的尾巴。

　　那次被跟蹤的經歷，使我感到了社會的複雜，更使我對自小就相識的朋友越發看重，覺得知根知底，令人踏實。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我認識的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的來信。信中傳來了他的同班同學、一個我從少年時代就相識。自高中起又主動與我通信及來往多年的男孩子的消息。信件的內容暫且不提。我明白，我已經失去了那個曾與我有過少男少女間朦朧感覺的自幼的朋友。

　　天地萬物，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更何況活生生的人？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已毫無必要再提及那件在我生活中早已沒有任何痕跡的陳年往事，但是，不提一筆就說不清楚早年在電視臺我何以大鬧不安心工作，直至團小組開了我的批判會，並由此被第一批發配到農村去參加「四清」的緣由，以及對我日後處理「個人問題」的影響。

　　年輕並不是錯誤，但年輕往往使人偏頗。當時，我錯誤地把生活中發生的那件事情歸咎於我沒有讀大學而被人小看所致。為此，我從十歲起就擁有的長大報考電影學院，將來從事電影事業的夢想又那麼強烈地死灰復燃，並以星火燎原之勢鬧得滿城風雨。

　　我不聽從任何人的勸說，還常常在孟啟予台長早上上班前，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站崗」，軟磨硬泡地要求她同意我去報考電影學院。我很感激老台長孟啟予，她對我就像對她的孩子。她說，她希望她的女兒久久能上大學，希望我也能上大學，但是，廣播局和電視臺人事部門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招來了我，怎麼能說走就走？看著我那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她最終還是同意我去報考電影學院了。

　　雖然我滿懷憧憬、大張旗鼓地溫習功課，準備考試，但是，我並不走運。當時國家處於「困難時期」，正在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各行各業都在精簡機構，電影學院也隔年才招生一次，那年剛好不招生。我雷聲大雨點小地鬧了一通，結果還是得老老實實地呆在電視臺。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事隔多年，我常常慶倖上蒼讓我去不成電影學院的安排，否則，畢業那年，恰逢「文革」開始，與其像所有藝術院校的學生被轟到軍糧城之類的軍墾農場白白浪費藝術青春，還不如留在電視臺幹些播出第一線上的實事有價值，況且我後來已經深深愛上了電視事業。

　　如果我是個胸有城府的老練的人，即使想去報考大學，也應該不露聲色地與領導私下周旋，但我並不懂得這些處事方法，而是事情還沒開始，就已經鬧得全台皆知。

　　早年電視臺的領導中，婦女似乎不只「半邊天」，人情味似乎也濃一些。現在想來，在那些老政工幹部們的眼裡，我只不過是個任性的大孩子，在我大鬧了一通之後，她們並沒有十分難為我。但是，對於我這種「來去自由」的作為，她們總得做點什麼，才能對我有所教育，才能對群眾有所交待。所以，政治處責成團小組開會，批判了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那天，電視臺政治處的領導還到場說了幾句開場白。

　　一九六三年初，經過一系列政策調整，全國性大饑荒的高峰已經過去，國民經濟大崩潰的形勢趨向了緩解。林彪在軍隊裡搞了多年的學「毛著」運動，並編輯了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在「大躍進」失敗後，名義上已退居二線的毛主席看了瀋陽軍區某汽車團學「毛著」標兵、五好戰士雷鋒團公殉職的事蹟簡報，寫下了「向雷鋒同志學習」七個大字，又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元帥和大將們個個題詞。於是，一場「學雷鋒、樹新風」以及「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活動在全國展開了。

　　在團小組對我的批判會上，學雷鋒運動正好派上用場。我不安心工作、想去讀大學之舉，在雷鋒「作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的精神對比下，就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了。但是，批判我的團員似乎並不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或許因為大都是與我平日私交不錯的年輕人，當面批判狠了，以後不好共事，或許因為個個都有「不想當將軍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兵」的思想，他們並不認為一個才十九歲的年輕人想去大學深造而不安心工作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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