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4)_呂大渝

三四

　　我所在的播音組與音響組、燈光組、攝像組、美工組、文藝組全都歸屬於文藝播出部。那時，雖然每天不過播出三、四小時的電視節目，但因全部節目都得直播，文藝播出部的同事，在緊張又充滿刺激性的工作中，朝夕相處，連彼此的脾氣個性都幾乎了如指掌。

　　「困難時期」剛剛過去，中央電視臺就幾度物色地皮，準備籌建新台，我一直為此興奮不已。自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八七年，二十七年的歲月，我是在電視臺度過的。多少年來，我始終覺得我是中央電視臺的，中央電視臺是「我的」。

　　去國五年，當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走進搬了新家的中央電視臺，放眼望去，卻再難找到幾個熟面孔，我感到深深的失落。

　　歲月流淌，當年一起為中國電視事業熱情工作的許多同事和朋友，現在都已不再年輕。雖然一個屬創業者的時代已經遠去，但是，當年的景致、當年的氣息，將成為財富，在我的心中永存。

　　【十八　「四清」前後】

　　我今生的第一筆收入是電影《祖國的花朵》的稿費。當年，副導演蘇裡和劇務主任楊文浩開著車子挨家挨戶跑了一圈，把稿費送到十九個小演員的家中。稿費為三百五十元、三百元和二百五十元三個等級。我是三百元那一檔的。當時，我對此事並不知情。

　　「文革」結束，已是拍電影后二十二、三年了，蘇裡叔叔到北京來，我去探望他。閒聊之中，他談起對各位小演員家長的不同印象時，我才知道自己竟在十一歲的時候，就掙過一次為數不少的錢，多到和我參加工作第一年的總收入差不多。蘇裡叔叔說，我的母親執意不肯收下那筆稿費。她說：「電影廠給了大渝這樣一次鍛煉的機會，我感謝都來不及，怎麼還能要錢？」母親還為我在拍電影期間的淘氣，給電影廠添的麻煩，二個勁兒地道歉。

　　五十年代的人們只知奉獻，不會索取，似乎一談到金錢就很庸俗。母親大約怕我受到「精神污染」，所以從沒跟我提起過稿費的事情。我至今也不知道那筆槁費究竟派了什麼用場。

　　母親在繈褓之中便父母雙亡，她生活清貧，勤儉耐勞。我受母親的影響很大。

　　自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到電視臺報到那天起，我就開始獨立生活，不再向父母要錢了。在中央電視臺二十七年的時光，我從二十七元五角起家，一年後轉正，漲到三十七元五角，以後，又是四十三元、四十九元、五十六元、六十四元，一直到七十二元的時候我離開了中國。

　　到電視臺不久，我便顯露了很強的生活自理能力。我用的一切東西常常是出口轉內銷的處理品，又便宜又好。音響播音組瞭解我的女同事常常戲謔我為「處理品專家」，我似乎成了個很有威信的生活顧問，尤其是沈力，她買了任何服裝鞋帽或其他物品，如果我說一聲「值了」，她絕對特別踏實。

　　以電視播音員當年的低收入來說，自然無力購置高檔服裝，所以，上屏幕時穿的都是公家的演播服。我很主動地把申請播音員服裝經費等業務性的工作承擔了下來。但是，我進入電視臺的時候，國家正處於「困難時期」，置裝經費少得可憐，每位播音員沒有幾件衣服，三個播音員的服裝只一個一米左右寬的立櫃就全裝下了。我經常穿的一件棕色西服上衣，是沈力穿小了的一件舊服裝。好在當時是黑白電視，老百姓的服裝樣式也很單調，播音員又不必領導服裝新潮流，所以，播音員在屏幕上出現時並不顯得十分寒酸，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播音員又只出半身圖像，只要上半身莊重大方就可以掩人耳目，蒙混過關了。夏天，在演播燈的照射下，播音員在小播音室裡往往汗流浹背。女播音員穿條裙子，上身穿件西服還看得過去，但趙忠祥上身穿件毛華達呢的中山裝，下身穿條短褲，光腳穿著塑料涼鞋的模樣就有點喜劇效果了。

　　播音員工作量不輕，又是直播，備稿時間尚嫌不足，再加上粉墨登場上屏幕前的梳妝打扮，更是忙上加忙。雖然人們從屏幕上看到的播音員個個儀錶整潔。容光煥發，但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屏幕下，播音員都不刻意打扮。簡樸輕鬆的穿著，一則是休息，二則也與播音員的薪資收入相當。

　　當年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分為總編室、對內部、對外部、電視臺、技術部、科研所、廣播劇團、局辦室等八大部口。對內部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外部就是對國外廣播的北京電臺。

　　有一次，同組的音響師楊美蓮告訴我，一個外部門的小夥子背後叫我「大皮鞋」，還有人稱我「邋遢帥」，我們一起哈哈大笑了之。那時，我經常穿的是一雙十元錢的翻毛或豬皮的高勒兒皮鞋，像軍服似的斜紋布上衣也很舊，扣子掉了，抓到針線隨便縫上一個就算了。那副打扮像男孩子一樣。去食堂吃飯的路上，我在廣播局其他部門人們的眼裡，就是這麼一副「大皮鞋」、「邋遢帥」的模樣。

　　母親節儉的美德，繼承到我這裡，加上了我隨意的稟性，便發揚光大得讓人哭笑不得了。

　　母親有兩塊壓了多年箱底的毛料，我去電視臺以後，就傳給了我。這兩塊毛料在我的箱底又壓了兩三年，「困難時期」過後，我總算到藍天服裝店照著母親的一本美國西服樣本做了一套西服和一件外套。同時做的還有一件淺藍底小白花的布料連衣裙，樣子是我自己設計的，簡單大方。「人是衣裳馬是鞍」，即使這幾身衣服穿起來顯得那麼精神，但是，我還是覺得它們不如我的「大皮鞋」和舊衣服穿著自在隨便。於是，母親壓箱底的毛料終於變成新衣服以後又在我的箱底壓了兩三年。這一壓，就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四舊」，一天都沒穿過的新衣服轉瞬之間就成了廢物。

　　後來，那件新連衣裙又在箱底壓到七十年代初我的兒子出生後，才變成了有用之物，我把它改成了小尿墊。淺藍色小白花的尿墊看上去還真漂亮，但那身新西服和新外套連做尿墊的資格都沒有。

　　雖然我的工資和工廠的三級工一樣，可我量入為出，不但不感到拮据，有時還能大方一下，日子過得倒很開心。

　　平時，我住在廣播局的集體宿舍，一星期才回家一次。「困難時期」過後，寒暑假的時候，我都會與小弟大谷有約，找個我不值班的日子讓他到電視臺去，我帶他到西單絨線胡同四川飯店小吃店飽吃一頓正宗的川味小吃。他那時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還肯僅僅為了一頓麵點，興致勃勃地從東城跋涉到西城。每次，我都讓他約上他的好同學「老朱」同去。擔擔麵、紅油抄手、賴湯圓，我請他們吃個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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