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3)_呂大渝

三三

　　攝像師李振立是我們當中較為年長的一個。他勤奮好學，對古典文學，尤其是唐詩宋詞頗為入迷。他和趙忠祥整天津津有味地研究著《古文觀止》或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一類的詩詞，對李商隱、李後主、陸放翁也說個不停。那時，我真覺得他們有學問極了。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閱讀範圍開始超出一般的中外文學名著，也讀起了唐詩宋詞。

　　李振立家在農村，他的妻子在「困難時期」曾帶著剛出世的兒子到北京探親。為了解決長年兩地分居的問題，李振立後來離開電視臺，回了老家。雖然從此他音訊全無，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到西單買回了幾根牛奶冰棍，在集體宿舍門口，我碰見了他。他說，牛奶冰棍化了水可以喂兒子。

　　趙忠祥比李振立多了點對外國文學的愛好。播音組裡只剩我們兩人的時候，他時常會蹦出點普希金、《紅與黑》中的于連之類的話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需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是他最喜歡念的詩句。他眉毛倒掛，一副少年強說愁的表情，常常逗得我大笑不已。

　　電視臺曾辦過一個英文班，由國際組陳維熙任教，我和趙忠祥都成了他的學生。他是位歸國華僑，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有派」。

　　「文革」開始，這個英文班也垮了台，並成了首任台長孟啟予「崇洋媚外」的罪證之一。不知什麼時候，陳維熙離開了中國。

　　音響組的曾文濟是個年紀不大的老廣播，也是個很好的乒乓球手。他聰明好學，熱情厚道，是個自學成才的音樂編輯，後來調到了電視臺。平時，大家叫他小曾，不過，有時他也被凋侃為「膠帶指揮」。在節目播出中他心血來潮的時候，常常在導演間像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似的，煞有介事。不過，他指揮的不是交響樂隊，而是導演間播放配樂膠帶的四台立櫃式錄音機。

　　中央電視臺副台長於廣華，一九九五年訪問美國，我去華盛頓記者站探望他。他突然提起：「大渝，我還欠你兩張工業券呢！」

　　那是在「困難時期」，許多商品都得憑票供應的年頭，體育學院體操系畢業的于廣華分配到電視臺，成了一名時政記者，專門拍攝中央首長送往迎來的活動。有一次，我和他以及電視臺惟一的女時政記者鄧勤去北海溜冰。天氣極冷，但于廣華沒有戴圍巾，我就給了他兩張工業券，當即買了一條新圍巾。

　　這樣一件三十年前小事，早已被我忘得乾乾淨淨，沒想到他竟還記得如此清晰。回眸當年，那蕭瑟的冬天，那清純的友情，在朦朧中依然溫馨。

　　王元洪身材細長，文人氣質，風流倜儻。他寫得一手好字，會說幾句英文，愛唱英文歌曲《褒雪花》，不說，真難以讓人相信他也竟是位復員軍人。

　　想當初，他是新聞部的攝影記者，分管文教新聞，美術展覽的片子大都出自王元洪之手。

　　王元洪平生酷愛飛機。有一天中午，我偶然碰見他，他問：想不想坐飛機？還說他可以帶我到天上去轉一圈。「兩航」起義歸來，隨母親從曼搭機去香港與父親會合後，十一、二年了，我再也沒有坐過飛機。正好那天我不值班，於是就在下午跟著王元洪去了一個我不知道方位又叫不出名字的機場。

　　那架飛機極小，除了駕駛員外，只有四個座位，裡面破破爛爛的，連個安全帶都沒有，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飛機。我還沒上飛機就已經開始後悔此行，但也只得無可奈何地爬上了飛機。

　　那位飛行員准是位年輕人。為了航拍，他不但不穩穩當當地開飛機，反而「人來瘋」，一個勁地在天上翻跟頭。

　　一上了飛機，王元洪扛起十六毫米電影攝影機就拍開了他的鏡頭，根本忘記了我的存在。他像焊在了飛機上，競修煉到了人機一體的地步，毫不受翻跟頭的影響。而我，拼命抓住一切可以抓得到的東西，還在機艙裡狼狽得東倒西歪、噁心得翻江倒海。王元洪偶然想起還帶了個「尾巴」，邊拍著鏡頭邊順便問我一聲：「大渝，你行嗎？」連頭都不回一下。我是一個跟著來看熱鬧的閒人，不但幫不上他的忙，若再添麻煩，影響工作，實在說不過去。我說：「我很好，你不要管我，拍片要緊。」這回答頗像電影裡英雄的臺詞，其實我心裡想的是：這輩子打死我都絕不再應王元洪之邀乘坐飛機了，哪怕他把那飛機誇得更天花亂墜。我儘量忍住嘔吐，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盼著飛機立即落地。

　　跟著王元洪坐車回台的路上我仍然外強中乾，嘴上說著「很好」，但回到台裡我晚飯也沒吃就直奔宿舍，直到第二天還噁心頭痛。

　　王元洪是個難得的不嫉賢妒能的人。十多年後，我成了他坐鎮的專題部《人物述林》組的編輯兼節目主持人。他放手支持下屬的節目構想，由衷地為下屬的成績高興。在我離開中國前，能碰到這樣一位頂頭上司實在是萬幸不過的事情。

　　陳漢元是個極幽默又有文采的人。六十年代，他和王元洪去了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拍回了電視紀錄片《收租園》。陳漢元是編輯，王元洪是攝影師。電視紀錄片《收租園》是中國電視史上一部有影響的作品，如今，他的解說詞被納入了中、小學生的語文課本。陳漢元在撰寫《收租園》解說詞的過程中，每當有了神來之筆，他都會興致勃勃地念給大家聽，大家也都會像他一樣由衷地興奮。儘管我自己沒什麼才華，但我敬重文采飛揚的人。陳漢元寫的解說詞常常令我佩服不已。

　　「管他阿貓阿狗的。」是陳漢元當年的口頭語，於是，我贈他一個「阿狗」的美名。「阿狗」由此風靡全台，被叫了二、三十年。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副總理赴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時候，陳漢元是電視臺採訪小組的領隊之一。行前，他與我極其鄭重嚴肅地談了一次話，請求我在訪日期間千萬不要叫他「阿狗」，並說，回國以後，怎麼叫都行。我說，放心！我自有分寸。我怎麼也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把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臺的領隊叫成「阿狗」啊！訪日歸來，直到他當上了副台長，我仍叫他「阿狗」。

　　我一九九五年夏天回國的時候，陳漢元在他的作品選扉頁上為我題詞的時候，把我稱為「純時的好友」，將自己稱為「北京老頭兒」。他寫著：「那個時候，我們真純——靈魂純、言談純、舉止純，喝一杯水也是那麼純。現在，我們都年逾半百了，回想當年風情，越想越美，怎麼想怎麼純。」

　　少年和青年時代的朋友，不管他們日後是飛黃騰達、事業有成，或是平平凡凡。無大作為，彼此的關係已經定位在最初的感覺上，即使分離經年，遠隔重洋，也永遠難以改變。

　　電視臺早期，全臺上下，互相都能叫得出名字。作為播音員，我辨認得出每一位編輯、記者、導演以及審稿的各級領導的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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