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2)_呂大渝

三二

　　即使創業階段的電視臺很不起眼，但電視臺第一代工作人員在當年所表現出的敬業精神、工作熱忱和協作關係至今無與倫比。

　　早年沒有錄像設備，全部節目都是直播，其難度、長度和緊張度都是後來人所沒有經歷過的。直播電視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第一代電視工作者由此培養了一身過硬的基本功。

　　我剛剛走上電視播音崗位時，雖然對工作適應得很快，但常常重複一個同樣的噩夢：標誌音樂已經響起，該我在屏幕上出現了，可我還擠在十九路公共汽車上下不來。驚嚇而醒時，我一身冷汗，心跳不已，這一夜便再難以入睡。

　　那時，每次播出，基本由一個播音員完成常規工作。另一個播音員則擔任諸如《春江花月夜》樂曲介紹、《國際知識》等專稿和《電視臺的客人》等現場採訪節目的播出工作

　　日常播出中，播音員先要坐在被稱為「小播」的小演播室鏡頭前向觀眾致以問候，並播報當天的節目內容。

　　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播音室裡擠著播音員、燈光師。攝像師、美工師。技術員等好幾個工種，一些意料不及的事情經常會分散播音員的注意力：有時是照明燈泡突然爆炸；有時是燈光師「老範頭」的光頭又穿了幫，耳機裡傳出導演對他大叫的聲音；同在「小播」裡工作的同事一舉一動也都盡收眼底。但哪怕天塌下來，播音員也絕對要若無其事、臨陣不慌。

　　報告完當天的節目內容，攝像機的紅燈剛一滅掉，播音員就得立即拿著厚厚的一遝稿件脫離另有任務的「小播」，沖進對門被稱為「插播」的播音室。因為距離接下來的《電視新聞》只有十幾秒標題音樂的空擋，播音員要對著監視器上《電視新聞》的畫面現場直播稿件，稍有耽擱，就會錯過有關畫面。

　　從電視機前的觀眾看來，當年播出的《電視新聞》、《國際新聞》、《電視紀錄片》幾乎和電影廠的成品記錄影片一樣，而實際上卻是由值班導演、放映員、美工師、攝像師、音樂編輯、音響員、播音員等七八個工種當場合成的。

　　播音員在插播間對著畫面直播的時候，儘管手中的稿子龍飛鳳舞，畫面也只能在播出前的下午匆忙瀏覽一遍，但直播時還得聲情並茂，並盡可能使解說與音樂的情緒吻合，還要照顧到樂句的完整。那時的《電視新聞》、《國際新聞》、《電視紀錄片》、《圖片報道》等節目加起來，有時要直播一個小時左右，其緊張度可想而知。

　　每天的播出中，如果還有文藝節目或其它專題節目，完成了畫外音解說工作後，播音員或是繼續留在插播間播報各類節目的劇情介紹和演員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鏡頭前為下面的節目播報開場白，或是趕到被稱為「大播」的大演播室為演員現場報幕。

　　電視播音員的工作是嚴肅的，稍一走神，往往會鑄成大錯。我儘量利用下午播出前的時間備稿。在鏡頭和話筒前，我絕不敢掉以輕心。

　　電視直播，充滿了遺憾。一天的播出結束後，我總會對播報過的稿件重新審視一番，在每一份稿件中，我都有對自己不滿意之處。我常常想：假如再給我一次機會、假如再多給我一點備稿時間，我將改變語言的處理，我將播得更好。

　　電視播出的壓軸節目一般都是電影、文藝晚會或球賽及歌舞戲劇的實況轉播。最後，則以播音員播報《簡明新聞》、《天氣預報》和次日的《節目預告》收場。

　　當年，電視臺的《簡明新聞》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提供。播音員得利用節目空擋，穿過大院，到廣播大樓西翼二樓的電臺新聞部取稿。發稿時間晚的時候，在回台的路上邊走邊看，有時連一遍還沒看完，播出時間就到了。剛剛走上電視播音崗位，雖然有時令我緊張得近於痛苦，但那種充滿刺激性的挑戰仍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八十年代初調到電視臺的楊偉光和沈紀都是當年為電視播音員提供過《簡明新聞》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部年輕的編輯。當楊偉光和沈紀分別走上中央電視臺台長和副台長的崗位時，我已經來到大洋此岸了。

　　通過在電視臺的實踐和所見所聞所感所想，我認為一個播音員的形象不必非常漂亮，端正即可。尤其是女播音員，切忌妖豔。播音員個人的修飾，以及做作和表現自己等容易轉移觀眾注意力的毛病都是應該避免的。

　　一個成熟的播音員，一切要從稿件出發，把觀眾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播報的內容上，才能使播音具有極高的可信度。我盼望自己儘快地成熟起來。

　　在電視臺的工作中，我利用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機會，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眼界。

　　我從廣播學院回到電視臺不久，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就在北京舉行了。我也和文藝播出部的年輕人一樣，和全國興奮的老百姓一樣，捲進了一場乒乓球熱。在我不值班的日子裡，我會跟著社教部的體育記者張加成一行去轉播現場，坐在攝像機旁看個過癮。我對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張燮林的「海底撈月」以及莊則棟勇猛頑強的「小老虎」風格至今記憶猶新。

　　但是，一場乒乓球熱過後，我熱衷的仍是文藝演出的實況。我最喜歡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茶館》、《駱駝祥子》、《雷雨》、《蔡文姬》、《關漢卿》、《伊索》、《慳吝人》等劇目我看了不知多少遍。於是之、藍天野、刁光潭、董行信、朱琳、胡宗溫、狄辛、童超、鄭榕、英若誠等人藝老一代的演員，都是些學者型的藝術家。他們不只是北京人的驕傲、也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

　　雖然，北京人藝至今已沒有了當年《茶館》的演出陣容，但我有機會回國的時候，仍然渴望看上一場北京人藝的話劇，聽聽那魂牽夢縈的「京片子」，那融入血液中的鄉音。

　　源於自幼住校、拍電影以及參加少年宮等集體生活的經歷，初進電視臺的時候，我喜歡成群結夥在一起工作和集體生活，喜歡朋友，喜歡豪爽的「講哥們兒義氣」的感覺。

　　從廣播學院回台不久，我就和趙忠祥、李振立、曾文濟、王南生、陳漢元、于廣華、王元洪等一群住在集體宿舍裡的年輕人接近起來。「困難時期」的物質生活雖然極度清貧，但我在電視臺仍然十分快樂。我和大家一起排練、一起錄音、一起播出。一起開播前會和播後會，連去食堂吃飯都在一起。那時，即使當晚沒有我值班，我也「以台為家」，仍然泡在電視臺，直至播出結束，和大家一起去吃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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