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1)_呂大渝

三一

　　【十七　小辮兒阿姨】

　　一九六一年春天，結束了廣播學院的學習，我重返電視臺，真正開始了電視播音員的生涯。我是杭著兩條辮子走上電視屏幕的。電視播音員當時並不播報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觀眾叫我『小辮兒』，孩子們叫我「小辮兒阿姨」。

　　在我之前，中央電視臺已經有了兩位播音員。

　　比我大十一歲的沈力，原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劇團的演員，復員後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了播音員。一九五八年夏末，中央電視臺初創，沈力被調到電視臺，成了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像所有第一代的電視工作者一樣，她也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國年輕的電視事業。沈力個性內向，屏幕形象端莊穩重，播音風格親切大方，深受觀眾喜愛。

　　趙忠祥長我兩歲，原來是北京二十二中的學生。他雖然只比我早四個月到電視臺報到，但聰明好學、業務能力強，我從廣播學院結業回到電視臺的時候，他已經能夠獨當一面工作了。

　　那時，全臺上下都稱呼趙忠祥為「大熊」。我不知道「大熊」這一外號的由來，多年來，我一直把趙忠祥叫做「大熊」，始終沒能改口。

　　早年，播音員並不像現在這樣分別歸屬於不同的部門，而是面對全台，得播出新聞、文藝、國際、專題、少兒等各類節目。如此，僅有沈力、趙忠祥和我三個人的播音組承擔了整個電視臺的播音工作長達十來年之久。

　　沈力是播音組組長，負責安排日常播出中播音員輪流值班的日程，還要分配全台編輯、導演送來的各類節目。

　　那時沒有提詞機，播音員出圖像的部分都得背稿播講，電視臺的節目一般又不可能有充裕的準備時間，所以，雖然應該由組長分配來稿，但假如沈力不在，我和趙忠祥常常自己動手，各取所需。我那時梳著兩條辮子，還不到有「分量」的年齡，我很自知之明：一個花旦型的演員硬扮老旦是不會有好效果的，所以，我只選擇文藝和少兒節目中適合「小辮兒」播出的稿件，其它類型的稿件則聽從沈力的安排。

　　「文革」前的五、六年間，趙忠祥、沈力和我的合作非常默契，我們從來沒有因為稿件的分配發生過任何矛盾。但這類問題後來在播音組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由三位播音員完成全台的播音任務畢竟有些緊張，再加上五花八門的政治任務，諸如去農村支援「三夏」、「三秋」以及一九六四年開始的農村「四清」運動等等，都要求各工種的人員輪流參加，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前後，又有一位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女演員調到了播音組。

　　「樹林是多麼美麗，天氣是多麼好，打獵啊，打獵我最愛好。我不打兔子山羊，專打狐狸和狼。我愛幸福與和平，我愛這大樹林。」這首《小白兔》中老獵人的歌是在北京長大的我的同齡人都熟悉的。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演出的《馬蘭花》、《小白兔》、《以革命的名義》等兒童劇，伴隨著我們長大成人。

　　兒藝來的新同事年紀和沈力相仿，但觀眾反映卻與沈力不大相同。她調到電視臺後不久，就發生了分配節目的矛盾，據說，她還對沈力的排班有些意見。

　　其實，當年的編輯和導演，常常先斬後奏，私下就把稿件交到中意的播音員手上，然後才向組長通報。我和少兒組導演果青和顧守業以及歌舞組導演黃一鶴和鄧在軍等都常常合作。初進電視臺，我播出得比較多的是少兒節目和文藝節目，而《國際知識》等政治性、知識性較強的節目，主要由沈力和趙忠祥播報。當年，歌舞組導演黃一鶴很受好評的樂曲介紹《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請了沈力為他播出，古曲《月兒高》的稿件交給了我。

　　沈力、趙忠祥和我，因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時有發生。我與他倆換班大多是為了去文藝轉播現場觀摩演出。大家都以工作為重，每個人的心地都是那樣單純、透明，一切相安無事。

　　在電視播出第一線工作的年代中，我雖然從來沒有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但因為沒有太多的家務負擔，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相反，還覺得很有意義。而沈力和兒藝來的新同事當時都有一個在幼兒園整托的男孩，星期六都存在著接孩子的問題。沈力是組長，為了方便新同事接孩子，星期六晚上她大多安排自己值班了。星期六和節假日的節目要比平時豐富，往往得安排兩位播音員才周轉得開，所以，週末和節假日由趙忠祥和我兩個單身貴族以及沈力上班的時間為多。

　　沈力的小兒子吳楠，生在「困難時期」，不知是因為先天營養不良，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初生不久，便得了頑固的濕疹，渾身幾乎看不到一塊好皮膚，看遍所有的醫生也不見效，十幾、二十年都沒有痊癒。沈力的母親意識很強，看著孩子受罪，她心疼之極。為了工作，沈力放棄了多少與孩子親近的機會。但是，新同事對沈力的照顧並不領情，還把矛頭指向了沈力，說她星期六值班是因為「觀眾多，出風頭」等等。

　　人生沒有太久的童年。哪個父母不願意給孩子一個幸福的童年？沈力身為組長，為了照顧同事的孩子，她犧牲了自己陪伴孩子的時間。當她為此遭到「出風頭」的無端指責時，我覺得沈力真是「好心換了副驢肝肺」。

　　不和諧的音符破壞了播音組以往的平靜。沈力從此不再刻意照顧任何人，週末和節假日她則安排四名播音員輪流值班了。

　　後來，這位兒藝的新同事不知為了什麼事情離開了電視臺，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也沒有人再提起過她。她當年不過才三十歲左右，星移斗轉，如今，她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從兒藝新同事離開直至「文革」前，播音組再也沒有來過新人，在我和沈力、趙忠祥輪流下鄉參加「四清」運動的情況下，全台的播音工作又在人力緊張的狀態中維持了幾年。

　　我和沈力、趙忠祥默契合作的往事雖已十分遙遠，但至今仍難以忘懷，只可惜在十來年共事的時間裡，令人留戀的日子卻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許多曾是那麼美好的人際關係都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這是後話。

　　六十年代伊始的中國，電視還是個新生的事業，發射功率不大，電視機也寥寥無幾，中央電視臺在社會上遠沒有如今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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