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0)_呂大渝

三〇

　　在廣播學院，我基本按照早餐二兩、午餐三兩、晚餐三兩的標準使用二十七斤的月糧食定量。這樣，既不會到月底挨餓，而且，經過一個月沒有油水的半饑餓的日子，月末那天，我可以把節餘的斤把糧票一頓吃光。那時，我多麼渴望那每月一頓「撐著了」的感覺啊！

　　但是，每個月最後一天的最後一頓，食堂卻只給學生提供沒有幾個米粒的菜粥。我玩命似的猛喝，也頂多灌上三大飯盆。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用理智克制欲望而節省下來的一點糧票白白浪費掉，實在心疼不已。響應號召「計劃用糧」的同學們對食堂變相克扣口糧的做法也都十分不滿。

　　我們班的女生都住在一個大房間裡，我睡在佟雅坤的上鋪，她後來的播音名字是雅坤。

　　一頓水飽換來的是整夜缺覺。月末最後那三大碗稀湯寡水的菜粥下了肚，害得我一晚上得爬上爬下折騰五、六趟跑廁所。本來就吃不飽，再加上睡不好，我虛弱極了。

　　不久，來了一個我已記不清名字的運動。當年作為廣播局下屬的廣播學院，也在食堂裡掛滿了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幾乎清一色揭發的是一位副局長和一位局辦公室主任。他們管轄的食堂和廣播局農場似乎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字報都是揭發他們「困難時期」在食堂侵害職工利益，大吃大喝的內容。他們甚至連幼兒園孩子們的利益都不放過。

　　那位副局長和局辦室主任的所為，與如今有些人一再被通令卻禁而不止的貪污受賄、公費旅遊及公款吃喝等人性的貪婪一脈相承。人之初，性本惡。人類社會中還是得有點理想信仰，有點精神境界，有點道德約束，就像我在美國見到過的虔誠的基督徒那樣才好。

　　三年「困難時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相信在我們整整一代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滅的烙印。

　　我在美國《國際日報》做記者的時候，有一次，同《世界日報》及《華府郵報》的兩位臺灣女記者同桌參加一個演說餐會。她們與我私交不錯。最後上的一道甜食是鳳梨酥，她倆都只咬了一口就不屑地扔下了，並說：「這麼難吃的鳳梨酥！」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要是把你們放在『困難時期』餓三年，你們就不會說這種話了。」她倆同時問我：「你在說什麼呀？」我連忙否認：「沒說什麼。」

　　對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下長大的臺灣同胞，我怎麼才能解釋得清楚在我生長的那塊土地上，三十年多前曾發生過的一切呢？

　　來美國後，在我家的飯桌上，每當孩子們吃意大利比薩剩下面餅邊的時候，每當他們把飯碗一放，輕輕鬆松地說聲「吃不下了」的時候，我就會說：「要是在『困難時期』餓你們三年……」他們總是不耐煩地止住我的話頭：「又來了，又來了。」直到有一天，已經成年的女兒秧秧一臉嚴肅地向我宣告：「那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我終於沉默了，沉默了許久。

　　是的，每個中國人從小就知道，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中華民族勤勞勇敢、人口眾多。我的女兒說得對，人為的三年大饑荒是不應該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塊富饒的土地上、這樣一個勤勞的民族中的事情，但是，它不但發生了，而且，繼而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更為嚴重、也同樣不應該發生的浩劫。

　　雖然我已告誡自己不要再像祥林嫂「是的，我真傻，我單知道冬天有狼」一樣，總去重複「要是在『困難時期』餓你們三年……」一類的話了，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深深期盼著在烈火中死而後生的中華民族，記住過去，珍惜今天，再也不要重蹈覆轍了。

　　在廣播學院，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鐘瑞。鐘瑞的本名叫鐘瑞華。她家那時住在平安裡一條胡同獨門獨戶的四合院裡，父親是一所醫院的院長，母親是位極會理家的主婦。她家小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擺放著「活兒案子」的屋子。「活兒案子」足有一個乒乓球台那麼大，鐘瑞的母親用她那靈巧的雙手把一家大小打扮得整整齊齊。

　　鐘瑞自小學過京劇，聲音很有功底。老話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像許許多多早年的老知識分子一樣，鐘瑞的父母並不贊成她從事播音工作，吃「開口飯」。直至鐘瑞服從了國家需要，進了廣播學院，仍為父母的意見所困擾。當年，她對我談得最多的就是父母反對她做播音員，乃至後來反對她與同樣吃「開口飯」的體育解說員宋世雄戀愛所帶給她的不安。播音班結業以後，鐘瑞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部工作。近四十年來，她不但深深愛上了播音事業，並且做得有聲有色。

　　我和鐘瑞的友情始終建立在困難之中相互的幫助上，我們的交往維持得長長久久。特別在我人生的低潮階段，我從她那裡得到過很多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

　　鐘瑞有個很幸福的家庭。我和她的丈夫宋世雄、她的女兒曉梅，特別是至今仍被我戲謔為「領領」的鐘瑞的兒子曉輝也都成了朋友。

　　幼年的曉輝總得握著一根親人的手指頭才得以安睡。這用一根手指頭領著他的動作，就是所謂的「領領」。在電臺播音組工作的鐘瑞，每當上大夜班而丈夫小宋又出差的時候，我在電視臺值完晚班便經常直奔她家，代理「領領」之職。我的孩子那時在幼兒園全托，並無後顧之憂。寒冬，用我一根手指頭便可以免去在六七級北風刮著的時候，單程四五十分鐘蹬車回家的辛勞，何樂而不為呢？但是，曉輝雖然乖乖地任我「領領」著，一聲不響，但一聲接一聲的歎息讓我知道他睡不著。就像《智取威虎山》裡小常寶「只盼著深山出太陽」似的終於等到了開門鎖的聲音，我准會跳起來大喊：「哎呀，鐘瑞你可回來啦！我可知道沒媽的孩子有多難受啦！」我抱著被子就立即轉移到曉梅的房間，讓位給曉輝的鐘瑞親媽。如今，「領領」曉輝已經長大，在清華大學畢業了，只是我們已遠隔重洋，難得再有一見的機會。

　　廣播學院播音班結業前，一些同學在廣播學院大門前照了一張合影。天氣尚冷，周圍的景致和當時國家的經濟狀況一樣，顯得那麼蕭條。

　　不久，在廣播大樓東翼一樓的大錄音間，舉行了一次結業錄音。我那天非常緊張，對自己的錄音效果極不滿意，當場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班主任馬爾芳老師一個勁地開導我。對馬老師我一直有著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我的小學同學馬爾華告訴過我，馬爾芳是她的堂姐。

　　其實，那次錄音效果的好壞，對其他同學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那將作為他們畢業分配的重要依據。而我，只不過是電視臺的代培生，跟著走過場而已。

　　那天，走出大樓東翼，就意味著廣播學院學習生活的結束，我該回到電視臺正式工作，真正地走入社會了。等待在我前面的究竟是些什麼，我有些茫然。

　　那年，我已經十七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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