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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在以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不論在食堂中或大院裡碰到那位男播音員時,我都會想起那個嚴厲的處分。

  播音部對這次差錯的處理,使我像個剛剛出道的小猴子,眼睜睜看著一隻嗓音高亢的大公雞被活活宰割,確實驚嚇不已。日後,對稿件中每個字的讀音,我只要稍有疑惑,則馬上仰仗《新華字典》,絕不敢在鏡頭和話筒前掉以輕心、信口開河。

  雖然,話筒前是個緊張嚴肅的崗位,但是,在生活中,中央台的播音員們都是些很有幽默感的人。

  離開學校以後,雖然我每天上班、下班,日程並不空閒,但整天都置身於一群年長於我一大截的同事當中,我仿佛一隻失群的孤雁,時時懷念著過去的同學和朋友。

  有一天,一位叫張力的男播音員對我說:「昨天有你同學的一個電話。我接的。沒找到你。」我喜出望外,忙問是哪一位。他說:「叫竇爾墩。」想來想去,不記得我有個叫竇爾墩的同學。他又說:「是個男的,你好好想想。」說著,就一臉正經地走開了。

  女十二中是個女校,我不會有男同學;而且,我是到播音部去學習的,從沒把那裡的電話號碼告訴過任何人。為了這位競知道中央台播音部電話號碼的「竇爾墩男同學」,我冥思苦想了好一陣子仍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回到電視臺正式工作,在介紹京劇節目時,才知道我那位「竇爾墩男同學」竟是取材于小說《施公案》的戲曲傳統劇目中的一個人物:清代連環套的寨主。

  榮獲黃袍馬褂的官府「刑警隊長」黃三泰鏢傷了竇爾墩。竇爾墩因此憤而前往連環套結義。十數年後,他偷竊了清帝賞賜給大尉梁九公的坐騎並企圖加害于黃三泰,成了一個「刑事犯」。後來,他又中了黃三泰之子黃天霸的計謀。再往後,竇爾墩竟落得個投案自首、充軍發配的下場。到頭來,竇爾墩被赦,出家當了和尚。

  京劇名優、楊派鼻祖楊小樓把竇爾墩譽為綠林好漢,還編演了京劇《連環套》和《盜禦馬》來紀念他。這兩出京劇都是楊小樓的代表作。

  說實話,我很感謝張力,是他的玩笑,使我在以後的日子裡,能夠時時提醒自己這個並非知識廣博的人而兢兢業業地工作。我明白,儘管播音員是個「出風頭」的職業,特別是電視播音員,好比一本雜誌的封面,更多了一層非抛頭露面不可的特點。但是,如果不注意充實自己,在那虛幻的光環下又不自知之明,一旦失去了外部賜予的特殊工作手段,則將一無所有。

  北京廣播學院首屆播音班開學時,我離開了中央台播音部,被電視臺送到廣播學院學習去了。

  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播音專業的前身,是一九六零年初秋開辦的播音員訓練班。播音業務老師徐衡對漢語發音理論頗有造詣。班主任馬爾芳,也和徐街老師一樣,都在中央台播音部工作過。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由廣播局幹部處和電視臺人事處等單位聯合組成的工作班子,攜帶著周總理的批示,跑遍北京市各中學尋找電視播音員人選時,曾挑選出一千多名應試者。廣播學院播音班的首屆學員有些則來源於那一千多人中有播音培養前途的應屆高中畢業生,聲音條件和語言表現能力都相當出色。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員的業務骨幹鐵成。紅雲、鐘瑞、雅坤、金鋒、趙培、徐曼等都是那個播音班的學員。結業後分到各地方台去的同學,也都成了當地電臺的業務主力。中央電視臺彩色電視節目開播後,因人手緊張而從電臺播音部調到電視臺的李娟也是首屆播音班的學員。

  我與那班學員中年齡較小的紅雲同歲,入學時還不到十七歲。因為我是來自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資,為調幹生。除我以外,班上還有兩位從地方廣播站來的調幹生,一位叫王冰潔的女生已經有二十多歲了,還有一位男生比她稍小一些。其他同學則是從北京各中學直接入校的高中畢業生。

  廣播學院最早的校址在廣播大樓西面真武廟的一幢灰樓裡。短訓班中,除播音班外,還有專為開播不久的中央電視臺培養攝影師的攝影班。攝影班的學生中,有些是已經分配到電視臺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又被送來進修的。現在已不再扛攝影機的馬靖華、高長齡、劉瑞琴、劉元楨、金元成等都是那個班的學生。

  此外,廣播學院還有新聞系、外語系以及與廣播工程有關科系的本科生。

  雖然,播音班的學生生活,是在「困難時期」最饑饉的年代度過的,但是,同學們的學習熱情仍然十分高漲。結業後,大家都將像老播音員那樣,得每天面對話筒正式播音了,未來的重擔是那樣嚴峻地擺在面前,少有學生不認真學習的。

  廣播學院為播音班安排了十門課程。有文學、歷史、語法修辭、語言技巧、播音業務、國際知識、新聞學、廣播史等。

  許多在語言藝術方面有造詣的老前輩常常應邀前來學院上課。除了夏青、林田、齊越這些老播音員外,還有侯寶林、白鳳鳴、馬增芬等老藝術家,都把他們在語言藝術上艱辛探索的體會傳授給了我們。

  每天早上,我會和同學們一起念繞口令、唱京韻大鼓,練氣息,練嘴皮子的功夫。白鳳鳴教過我們一首京韻大鼓:「春至河開,綠柳時來,梨花放蕊,桃杏花開,遍地萌芽土內埋。」雖然我唱京韻大鼓就像唱歌一樣,一點曲藝的「法兒」都沒有,但我還是喜歡唱那個段子。

  我最花功夫的課程是語法修辭、語言技巧和播音業務。如果說,在中央台播音部我學到的是對播音工作的嚴肅性和緊張性的認識,在廣播學院我則學到了走進播音室之前要做的功課:備稿的手段。

  我當時很明白:首屆播音班是培養電臺播音員的,而我未來的事業是電視播音,中國的電視事業又剛剛起步,還沒有成熟的電視工作者,所以,電視與廣播在播音中的不同之處,只能靠自己在未來的實際工作中去摸索了。

  廣播學院的學生生活,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最饑饉的年代度過的。就在人們毫無怨言、同心同德地與國家共度難關的時候,也仍有趁火打劫的人和事發生。

  我家從上海去天津到北京的幾次大遷移,母親都沒有捨得把一些質地很好的餐具丟棄。我在廣播學院食堂吃飯的時候,用的一個直徑約有八寸長的普通搪瓷飯盆及家中早年一把美國軍用不銹鋼大湯匙,平時就存放在學生食堂各個班級的碗格子裡。

  北京那時經常停電。有一天快開晚飯的時候,像往常一樣,我又和同學們早早就來到食堂,站在我們班的飯桌前等候著開飯的鈴聲。突然又停電了,一團漆黑。僅一、二分鐘的功夫,電雖然來了,可我飯盆裡寫著USA的大湯匙就像變戲法似的不翼而飛。雖然我驚訝得難以置信,但一聲沒吭。我懂得「捉賊捉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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