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5)_呂大渝

二五

　　「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茅房」是那個年代的兒歌。那時，市面上提供了一些高價的調劑物資，母親有時會買些五元錢一斤的桃酥鎖在櫃子裡。餓得發慌的三個弟妹經常由大弟和妹妹望風，小弟動手「行竊」。那是個很老舊的櫃子，即使外面加了合頁上了鎖，也還是能拉開一條縫，小弟的小手剛好可以伸進去。待週末母親打開櫃子打算發給每個孩子一塊桃酥的時候，往往已空空如也。可母親從來沒有為此有過一句責駡他們的話。

　　在那個年代，一袋花生是金錢都買不到的東西，我想賠都無從賠起。母親當然明白事態的嚴重性，但她始終沉默著，仍沒有一句難為小弟的話。心虛的小弟躲在一邊，低著頭，一聲不吭。

　　小弟才九歲，他實在餓呀！看著小弟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我很可憐他，就沒再說什麼。而且，花生已經沒有了，說什麼也晚了。我只是十分後悔沒有在拿回花生的當時立即炒熟，再馬不停蹄地給張德美送去。

　　我一向看重朋友間的信任，花生沒有了，我不但辜負了張德美的信任，而且，簡直就像個費盡心機打劫花生的騙子！怎麼向她交代呢？我憂心忡忡。

　　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向張德美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雖然她沒有對我不依不饒，但我覺得窩囊透頂。

　　時過境遷，多年後，人們已能吃飽飯了，老同學們曾有過一次聚會。我向已是中學教員的張德美又提起了那袋花生，忍俊不禁之後，我仍覺得那是一件令我終身遺憾，對不起朋友的事情。

　　在北京景山公園蒼松翠柏、紅牆綠瓦環繞下，有一座中國傳統宮殿式的建築，它的正門，與崇禎皇帝自縊的煤山遙遙相望。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少年宮在那裡成立了。我作為少年宮第一批的老組員，從初一到高二，在那裡整整度過了五年的節假日和寒、暑假，直至我去了電視臺。

　　我還是初一的學生時，少年宮到女十二中招生，學校推薦了我和幾個同學去參加考試，一起去的還有後來為中央芭蕾舞團演員的張敏初等人。

　　自拍完電影，我已確立了高中畢業後報考電影學院的目標。我想，臺詞、表演課長大一點再學還來得及，但形體課講究「童子功」，從小訓練要更好一些。於是，我報考了舞蹈組。

　　少年宮舞蹈組設在正殿西側的偏殿裡。那是個半專業水準的校外活動小組，分民間、古典和芭蕾三個班，每週上課兩次，由北京舞蹈學校的老師任教。

　　按我的形體條件來說，是不應該被錄取的。舞蹈組的輔導員楊書明，那年只有十九歲。他告訴我，經過研究，他們決定錄取我。我當時的直覺是，學校在推薦報考的學生時，告訴了他們我是《祖國的花朵》的小演員。

　　一起拍電影的張筠英、柳青和劉家彬也都被錄取了。我和張筠英分在了民間舞組。柳青和劉家彬分在了芭蕾舞組。

　　舞蹈課極其正規化。一開始只是在把杆上的訓練以及拉山膀。踢腿等其他基本訓練。在整整五年的時間裡，我對舞蹈界行話所說的「法兒」(讀音是「去聲」)開了竅，有了「法兒」，並從中獲得了美的享受。

　　「法兒」是舞蹈內在的神韻。一個舞蹈者即使動作完全到位，如果缺了「法兒」，則毫無味道。

　　經過一段時間的基訓之後，為了配合漢族。維族、藏族等民族舞的課程，才排練了《拔蘿蔔》、《新疆舞》。《藏族踢踏舞》、《打盅盤》等表演舞蹈。

　　少年宮的生活，是我豐富多彩的少年時代重要的組成部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嚴格的基訓、有趣的排練，鷲峰夏令營的篝火、慰問解放軍的演出，還有輔導員的關懷和小夥伴的友情。

　　一九五八年，給毛主席獻花後的第四個年頭，我已經滿了十四歲。那年暑假，少年宮各藝術小組參加了在鷲峰舉行的夏令營，並將在營火晚會和文藝晚會上演出。

　　鷲峰腳下的一所學校是夏令營的營地，教室是我們的營房。

　　有一天午後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剛剛走出房門，迎面而來的一個少年和我同時都愣了一下。我看見的是與我一起給毛主席獻花的瞿弦和，一個放大了的瞿弦和，他長高了足足一頭還多。他也認出了我，但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硬要父親領著挨門挨戶去尋找我家大門的那個小男孩了。我們都很矜持，彼此連個招呼都沒打。

　　我在拍攝《祖國的花朵》時培養出的對電影化妝的愛好和一點點實踐經驗在少年宮的演出中聲名大噪，不只舞蹈組的小夥伴排著隊要我給他們化妝，就連戲劇組也請我過去給予幫助。瞿弦和是戲劇組組員，直到在演出後臺，我們才開始交談。他那時在北京男二中讀書，開學後也該是高一的學生了。男二中高女十二中高中部很近，也在燈市東口。他的姐姐瞿弦音是女十二中高我一級的同學。他們的母親張紹謹是北京女十一中的教員。以後，我和他們一家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當年，半專業水平的少年宮各藝術小組口碑甚佳，一些藝術團體往往希望直接從少年宮招生。

　　一九五八年暑假，兩位志願軍文工團的中年人走進了馬將軍小院找母親談話，希望我加盟志願軍文工團。他們看過我的演出，又從少年宮得到了我家的地址。母親從頭到尾，毫無商量餘地。

　　母親有點讓他倆下不來台，可我也只是向他們報以友善的微笑表示歉意，並沒有任何實際的火力增援。從事電影事業是我多年的夢想，我不會為此改變初衷。

　　雖然去志願軍文工團的事就此罷休，但我自此對志願軍的動向卻格外關注。不久，志願軍就從朝鮮撤軍了。

　　從北京市少年宮步入藝術殿堂的不乏其人。就我所知，我的同代人中，舞蹈組的楊建章、張敏初、肖敏去了北京舞蹈學校，張筠英去了中央戲劇學院，柳青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劉家彬去了東方歌舞團。同台演出《拔蘿蔔》的男孩張大森去了中央民族廣播樂團，成了一個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在戲劇組中，瞿弦和、鄭天龍去了中央戲劇學院，欒景泉去了中國兒童藝術劇院。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市少年宮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時候，少年宮的第一批老組員、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年人，回到了留下過少年時代美好夢想的地方，人人感慨萬千。我寫了一首詩，由我、欒景泉、張筠英與瞿弦和登臺集體朗誦。

　　漫漫人生，即使中年坎坷，但我確實曾擁有過一個幸福的少年時代。在少年宮度過的那些令人留戀的日子，則是我生命中的一顆閃光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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