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4)_呂大渝

二四

　　孫文冬和吳曉梅已是高三的學生了。中國第一位芭蕾舞女演員白淑湘是吳曉梅的好朋友，她常常談起「白姐姐」。吳曉梅酷愛戲劇，在頤和園清冷的空氣裡，她為我們朗誦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小羊》。那時我們真年輕。

　　幾年後，酷愛音樂的溫中甲，經過深造，成了一名頗有造詣的作曲家。吳曉梅在北京藝術學院畢業後，演過一陣子話劇，現在是北京電視臺的編導。功課很好的黃旭光，在六十年代初高考強調階級出身的年代，可能僅僅因為父親是位高級知識分子而使高考諸多不順。經過多年的自強不息，目前，黃旭光已是一位很優秀的中學校長。孫文冬高中畢業後留校當了語文教員，並在「文革」剛一結束就全家移居香港了。

　　師生們把宋莊人民公社的農田翻了個底朝天，回校以後，學校領導又要求各個班級編排節目，參加東城區的文藝匯演，歌頌「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在宣傳隊時，我曾經連唱帶跳，外加說相聲。當編導，況且，我已被冠以「作文好」的美名，回到班上，同學們自然推舉我挑了大樑。

　　我創作了一個表現下鄉生活的雕塑劇，並擔任了導演兼效果，我的雷聲是用三合板搖晃出來的。在幕後的詩歌聯唱中，我還擔任了朗誦。班上的同學也都興致勃勃地當了雕塑，隨著後臺意氣風發的朗誦和歌聲擺出了一組組像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那浮雕似的鬥志昂揚的群像。我們的演出聲情並茂、造型講究、效果逼真，獲得了一等獎。

　　學生們在蹦蹦跳跳歌頌「大躍進」的「大好形勢」，而實際上，白「大躍進」以來，浮誇風、虛假風、共產風盛行。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傷害和摧毀了農業，森林和其他資源也遭到了破壞。特別是吃公共食堂以來，各地已經開始嚴重缺糧，農民開始鬧饑荒，活活餓死人的時情也發生了。

　　歷史往往在遠距離的時空中才能看得清晰。近四十年過去了，當我對那場「大躍進」的內幕及其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有了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我不知該怎麼看待自己在那場運動中的一切作為。儘管我只是個十四歲的中學生，儘管我只是數億個不知就裡而又別無選擇地被裹挾進那場運動中的一個普通人，儘管「不知者無罪」，但，我畢竟是跟著起了哄，抬了轎子。

　　罪責自然在始作俑者。但事到臨頭，平民百姓何以分辨真相？有所分辨又何以自決？在那個不透明的年代，中國人是難做的。

　　「大躍進」的失敗加之隨後而來的「反右傾」運動，終於引發了經濟大崩潰和三年大饑荒。這三年，被定名為「困難時期」。

　　不久，城市居民開始實行定量供應。糧食定量一減再減，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兩肉票、一兩芝麻醬、半塊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就連上廁所的手紙也定量供應了。

　　關於那場災難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直言不諱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否定了毛主席所說的三條，即政策偏差、蘇修逼債和自然災害。但傳達給老百姓的信息卻是：因為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蘇聯利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暫時困難，單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國經濟建設項目的專家，並向中國逼債所致。

　　百年來，遭受列強欺淩的歷史導致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蘇聯這種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義之舉，不只激發了成年人的民族情。愛國心。就連我這樣十幾歲的少年人也有著一種非常悲壯的感覺，就像《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和許多人一樣，在每次討論糧食定量的會議上，我也自願地把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決心分擔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

　　儘管人們願與國家共度難關的情操是高尚的，但長時間每天只有不到一斤的糧食和幾乎沒有任何油水的日子卻實在難熬。為了給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們補充一點營養，父母曾帶我們去吃過「高級飯館」。

　　「高級飯館」在豬市大街的華僑大廈，每天的供應量很少，要天不亮就去排隊拿號才能吃到。由最早來排隊的人給大家發號已成為不成文的土規矩。那時一個三級工的月工資還不到三十元人民幣，但「高級飯館」的一盤菜就要五元錢，而且只是魚香肉絲和古老肉等幾樣菜式。

　　一個冬日的星期天，我們全家又去了華僑大廈。才十點半過一點，飯館還沒有開門。雖然我們都凍得哆哩哆嗦地站在寒風裡，但我們可不像《賣火柴的小女孩》那樣，可憐得只有幻覺中香噴噴的烤鵝，因為母親手裡已經握有早晨五點鐘就先來排隊拿到的號碼。我們排在中間靠後一點。

　　將近十一點，飯館終於快開門了。這時，大廈門前突然響起了一個女人哭天喊地的聲音。那是一個留著短髮、面色灰暗的中年婦女。她嚎啕著說，八十歲的母親從福建來北京看她，明天就要回去了。在臨走之前，她想讓母親吃一頓飽飯，誰知道還要排隊拿號啊！她發了瘋似的哭喊著：「八十歲了！她不會再來了。我就是想讓她在走之前吃一頓飽飯呀！」

　　空氣似乎一下子就凝固了，人們都沉默著，心情沉重複雜。我幾次衝動想和父母說：「把我們的票讓給她吧！」但我最終也沒能吐出那豪言壯語。父母的眼神裡也流露出同情和猶豫。我想，在場的人們一定都有過和我類似的衝動，但誰都沒開口。在那饑饉的年代，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那個女人絕望的哭喊。不知道那位老母親是否能熬過那三年「困難時期」？

　　我的高中同學張德美和郭瑞貞是印尼反華排華時的歸國華僑，在北京沒有家，都只能住在學校裡。張德美擔任了班上的英語課代表。

　　大約一九五九年末，張德美收到了一包寄自海外的生花生。住校生沒有炒花生的條件，於是，我自告奮勇地答應幫她拿回家去炒熟了再給他。

　　我把那包花生倒在一個白臉盆裡，再把白臉盆放在了母親臥室的大立櫃頂上，而且，我並沒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但是，幾天後的傍晚，當我興沖沖地準備炒花生的時候，從立櫃頂上拿下來的卻是半盆花生皮。我頓時呆住了。追查結果，花生是被九歲的小弟大谷偷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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