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2)_呂大渝

二二

　　如果我的各科成績都是滿分，即使我把「學生」改成了「先生」、「校長」，乃至教育局長或部長，也不至於引起太大的麻煩，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則屬別有用心之列了。

　　把「學生成績冊」改成「先生成績冊」這一創舉，早已被我忘到了腦後，為了應付蔣先生的質問，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編著即興臺詞：「我就是覺得學生學得好壞有成績冊，先生教得好壞也應該有個成績冊呀？」不知蔣先生當年作何感想，反正她沒再說什麼就放了我一碼。

　　雖然蔣雯先生放了我一碼，但我自己卻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從拍完兩部兒童片之後，我就樹立了長大要報考電影學院的志願。我的一些課餘活動都是圍繞著這個目標安排的。電影學院屬文科類，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將來考不上大學，學電影的理想終將成為泡影。

　　改變作文「二加」的現狀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當務之急。我備了個小本，見到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錄下來，積了不薄的一本。我也開始閱讀一些名著，並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晚上，我陽奉陰違，表面執行母親按時熄燈的紀律，實則舉著手電筒躲在被窩裡看小說，僅一個月的時間，我就永遠失去了一點五的視力，成了個近視眼。

　　初三時，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風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還成了範文在班上和年級裡朗讀。從此，帶著深度近視眼鏡，教文學課的余先生把我看成得意門生，三年後，當他得知我將棄學去電視臺工作的消息，還著實發自肺腑地為我由此而不能去上大學惋惜了一番。

　　走出了作文「二加」的低谷，我已被公認為是學校裡「作文好」的學生，並當上了語文課代表，但是，我實實在在的感覺是：自己文學的功底不夠、腹中空空、才思並不能如泉湧。至今對我而言，寫出一篇好文章仍非輕而易舉、唾手可得的事情。

　　從初中到高中，我從來沒有當過三好學生。一般來說，在身體好、學習好和工作好這三方面，學習好是評上三好學生的關鍵，但我各科的學習成績極不平衡。好的，像代數、幾何，我始終五分；不好的，像物理、化學，我只求及格。坦白地說，對於物理和化學，我除了記住小孔成像、熱脹冷縮及酸堿中和生成鹽和水等少得可憐的一點常識，從頭到尾我就沒弄明白那些公式是怎麼一回事。

　　我學習成績的優劣，完全與對各個科目授課老師的喜愛程度成正比。雖然女十二中每個教室都張貼著「為祖國而學習」之類的大字標語，但這看不見、摸不著的口號實在難以不讓我跟著內心活生生的感覺走。

　　從初三開始，教授代數課和幾何課的潘其華先生和查良珍先生是我很喜歡的老師。她們端莊大方，總是儀容整潔地出現在講臺上，一副大家閨秀的風度。

　　兩位老師都卷髮齊耳，常常身著深藍色或淺藍色布料旗袍，腋下掖著一條麻紗手絹，腳踏虎皮軟底大絨方口船鞋。從她們夾著講義，邁著京劇舞臺上跑圓場似的臺步輕巧地走進教室，出現在學生面前那一刻起，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學們也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們的板書字體漂亮，講課的聲音柔和悅耳，一舉手一投足似乎都經過精心設計。在她們的課上，大家都目不轉睛地聽講，從來沒有發生過像物理、化學課上那種老師不得不停止教課，維持好秩序，才能繼續開講的局面。

　　女十二中有著一批深受學生們愛戴的高水平的老教師。聽同學們說，她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同學們還說，早年學教育的，包括在講臺上面的一舉一動都受過專門訓練。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不是有水分，但潘先生和查先生確實與眾不同。聽她們講課就像藝術享受，代數、幾何作業就像遊戲，一切都是那樣簡單輕鬆，讓人興趣十足。在這樣一種學習氣氛中，想不得滿分都難。

　　按慣例，女十二中的學生們讀至初三就要移師同福夾道高中部去上課了。高中部曾是清代的一個王爺府。

　　我從初三開始就在學校包伙、上晚自習，整天和同學們在一起了。

　　女十二中確實有著文藝活動的優良傳統。多年來，每天黃昏時分，似乎有個不成文的習慣：高三年級的文藝好手都會集中到由王爺府正殿一分而二的一號教室，低年級的同學也都迫不及待地趕往那裡。一號教室是個音樂教室，進門處有一架鋼琴，一場獨唱音樂會從晚飯後便開始了。聽說，歷年來，從飯後音樂會脫穎而出的歌唱好手進入藝術院校的學生佔有相當比例。

　　我在校期間，頗具水平的歌手有孫文冬、趙淑寶和李若一等。孫文冬是學生會主席，高中畢業留校當了語文教員，我後來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趙淑寶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後來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演員。李若一的歌聲純淨圓潤，我不知道她後來去了哪裡。他們當年演唱的大都是世界著名歌劇選曲和各國名歌。

　　「夜色多麼好，心兒多爽朗，在這迷人的晚上。」「我親愛的手風琴你輕輕地唱，讓我們來回憶少年的時光……」我十分留戀那段少年時光的生活，每個傍晚，我都被那優美的歌聲所陶醉，當晚自習的鈴聲響起，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外國名歌二百首》中一首首令我難忘的歌曲，都是從女十二中的學長們那裡聽會的。當年那本小小的《外國名歌二百首》，至今仍然跟隨著我。它雖然已經泛了黃，紙張也已經老化，可我仍然珍惜無比。

　　但是，女十二中那迷人的黃昏音樂會也不是天天都能舉行，各類名目的政治運動經常會來干擾平靜的校園生活。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全北京的人們，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軍人不習武、學生不讀書，在各單位大小領導們的帶領下全都上了房，敲著破銅鑼、破臉盆、破簸箕以及一切可以敲得響的東西，再搖著用竹竿挑著的五顏六色的破旗，以男女老少、高低粗細不等的嗓門，向著全北京的麻雀們足足呐喊了一天。全北京的麻雀們頓時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當一隻只累得。已髒破裂的麻雀，像被喀秋莎大炮擊中的希特勒飛機「倒栽蔥」的時候，群情更加激奮，士氣更加高昂。其間，全市通訊聯絡繁忙無比，各級戰鬥指揮部都認真得像打一場淮海戰役似的互通「敵情」。高音喇叭也頻傳捷報，勝利歌聲響徹了文明古國的京城。

　　環境污染、生態平衡是當今世人們極為關注的問題。但是，在那場起哄之中，由於五七年「反右」剛剛結束，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已是鴉雀無聲了，所以，從沒有人問起以後田裡的害蟲由誰來吃？生態的不平衡又會造成多少糧食的損失？

　　參與過那場愚蠢的打麻雀戰役的人們，如今至少已年過半百，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十四歲。那天，我幹的惟一有點意義的事情是為燈市西口的交通燈義務勞動：我是打麻雀地面部隊成員，吆喝得無趣了，跑去與正在安裝交通燈的警察聊天，我幫著他們用黑膠條把紅、黃、綠燈的三根電線纏在了一起。此後，每當我見到燈市西口的紅綠燈時，都會比別人多了一點親切之感。

　　事過多年，和同齡人回憶起那場鬧劇似的麻雀戰役，啞然失笑之餘，我常常想，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做了決策，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學生，不跟著瞎起哄，又能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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