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1)_呂大渝

二一

　　參加拍攝《祖國的花朵》和《羅小林的決心》後，我和導演嚴恭、蘇裡成了忘年交。我非常盼望他們進京開會或出差。去看望他們的時候，在他們的下榻之處，我經常有機會見到一些電影界的老前輩。我還常能沾光觀摩一些內部參考電影，像所謂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蘇聯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飛》和《一個人的遭遇》就是那時看到的。那些電影裡濃濃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個規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藝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視野和接觸面增加了，上中學的時候，我不但再也不當眾怯場，而且，在進了中學最初的一、二年裡，我著著實實過了一段膽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生性調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課堂上的搗蛋中心，完全是因為我的一隻小花貓。

　　有一天傍晚，一隻剛出生不久的小貓不知被誰放在了我家的大門外，「喵喵」地叫得十分可憐。我鍥而不捨地要求母親收留那只無家可歸的小貓，但母親忙於工作，又有個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連人都顧不過來，哪還有精力顧貓？我信誓旦旦指天發誓絕不會因為小貓給母親增添麻煩，後來，母親妥協了，我成了小貓的主人。被取名花花的小貓，從此與我日夜相隨、形影不離。

　　我用縫紉機給花花做了一個紫紅色的書包，上面還縫了一個小貓貼花，騎車上學的時候，裝著花花的書包和我的書包一起掛在自行車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小爪子扒著書包邊露著小腦袋東張西望地看著街景。面對著路人詫異的目光，我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課的時候，花花藏在我的課桌裡，我的心也在課桌裡。老師講了些什麼，我懵懵懂懂，課堂提問的時候，經常所答非所問。

　　對十一歲的孩子們來說，一隻小貓比在課堂上聽講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了全班同學的寵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語文的彭先生在課堂上突然停下來奇怪地問：「怎麼有貓叫的聲音？」貝滿的傳統是把老師稱作先生的。當同學們異口同聲地欺騙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獵」的時候，我嚇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聲不吭、緊張透頂，生怕花花在這危險的時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來。我從心眼裡感激那些保護了我和花花的同學們。

　　我們的教室在二樓，一個聽力正常的人絕對能分辨得出教室內與二樓外這截然不同的兩個聲源，但面對著五十雙「真誠無邪」的眼睛，除了懷疑自己的耳朵，彭先生一定沒想到別的。

　　一個雨後的傍晚，花花失蹤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個角落也不見花花的蹤影之後，我又抱著一線希望走出大門去尋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個雨後積水的泥坑旁。這一定是那些常常惡作劇的壞男孩所為！他們的行為與我曾見過的在殘疾人身後嘲笑起哄的傢伙，以及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為樂的傢伙屬同類。

　　在對花花這樣弱小無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時候，他們在想些什麼？以花花被圍攻時的慘狀取樂，他們人性何在？我傷心極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貓貼花的書包裡，在小院的蘋果樹下，含著眼淚埋葬了花花。

　　從花花遇難至今，我再沒養過任何寵物，也絕不再養任何寵物。

　　那一陣子，我確實有些標新立異、不務正業。我曾爬到學校二樓屋頂上摘黑棗。

　　與同齡人相比，我小時候體瘦身輕、腹肌強健、臂力過人。在體育課上，很多同學像秤砣似的視爬繩、爬杆為畏途，而我則胳膊往上一伸握緊繩、杆，然後小腹一縮雙腿一夾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兩下就輕而易舉地爬到頂端。上房的時候，我是利用大樹作跳板的。

　　一定是有人向校方報告了我為非作歹的舉動，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現在「肇事現場」。可能擔心我被她嚇著而失足墜樓，谷先生像對待心愛的小孫女似的細聲細氣地哄著我下來：「呂大渝！你千萬小心，慢慢下來。別害怕！你下來了我不說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來後，她果然隻字未提，沒有批評我。

　　在學校上房還不算，一個週末，《祖國的花朵》的小夥伴去劉家彬家玩的時候，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頂去摘紅棗。

　　劉家彬家住在東單棲鳳樓三十九號。棲風樓，鳳凰棲息的樓宇。多麼富於詩意的名字！這條胡同現已不復存在了，它是在展寬東、西長安街的時候被拆除的。

　　那時，劉家彬是天安門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學生。不久，她去東方歌舞團作了舞蹈演員，我看過她演出的錫蘭舞蹈《罐舞》。後來，劉家彬又去了深圳電視臺。

　　著名的評劇演員新鳳霞那時也住在棲風樓三十九號。劉家彬家是北屋，新鳳霞家住東屋。新鳳霞扮相漂亮，她當年演出的《劉巧兒》家喻戶曉。

　　在那所院子的房頂上，當我把摘下的紅棗往下扔的時候，房下的孩子們一片歡騰。晚上可能要登臺挑大樑的新鳳霞終於忍無可忍，她走出了屋門要求大家安靜一些。雖然我們一個個都成了縮頭烏龜，但直到我當了電視播音員，為了晚上播音時嗓子能拉得開栓，下午非得睡個午覺不可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當年有多討厭。

　　新鳳霞的丈夫吳祖光是個著名的劇作家，很年輕的時候，他就以創作戲劇《風雪夜歸人》一舉成名。一九五七年，吳祖光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發配到北大荒去了。

　　當我正在房頂上興高采烈大聲喧鬧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吳祖光已遭到了厄運，也不知道新鳳霞正蒙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精神折磨。

　　日後，因電視臺的工作我曾與吳祖光、新鳳霞有所來往，也去過他們位於東大橋的居所。我儼然一副電視臺記者的面孔，與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但不知新鳳霞是否認出了我就是當年那個在她棲風樓住處房頂上打棗，影響她午休的小傢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斷地爬樹上房，實在不是垂涎於黑棗和紅棗。追求新奇刺激，可能是那個年齡的孩子成長過程中難以逆轉的特點，我喜歡的大約只是上房本身那種冒險行為。

　　初進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終於有了報應：我的作文得了個「二加」。

　　當年，每到課間休息的時候，兩層樓初一共十個班的學生總是爭先恐後地擁擠在那惟一的小門往操場飛奔。

　　有一天，在顫顫巍巍的舊樓梯上擠得實在不耐煩的時候，我突然心血來潮想都沒想就抄了近道，從樓梯半當中的窗子裡跳了出去。那時，我經常做些行動走在大腦前面的勾當。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門外的蔣雯先生眼皮底下。蔣先生那時是教導主任。我正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蔣先生說：「呂大渝，你到教導處來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進了教導處。蔣先生拿出一本學生成績冊問我：「這是怎麼回事？」那是我的學生成績冊，封面上的「學生」二字被我塗改為「先生」，成了「先生成績冊」。蔣先生問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時，每個學生都有一本三十二開棕色牛皮紙封面的成績冊，記錄了各科的平時成績。期中考試成績、期末考試成績和總平均成績。學期結束時，操行評語也記錄在上。校方通過成績冊與家長取得聯絡。學期的每個階段，成績冊都要由學生請家長審閱簽字再交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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