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0)_呂大渝

二〇

　　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為對「蘇聯老大哥」稍有微詞，而被打成了有派分子。馬列主義的領袖「馬、恩、列、斯」中的斯大林自然也屬不能妄加非議之列。三十多年後，我才清楚地瞭解到，絕不像當年中國人都會唱的蘇聯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稱的那樣：「中蘇的人民是永久弟兄」、「從沒有這樣牢固友情」，斯大林也絕不像《斯大林頌》中所唱的「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國人也不必「我們永遠跟著斯大林」。因為，無論是所謂的對日宣戰，出兵東北，還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蘇聯老大哥」都極為自私，占盡了中國人的便宜。

　　當年，父親可能是想告訴我真實的「蘇聯老大哥」、真實的斯大林。但我沒有給他談話的機會。

　　父親顯然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十分正統。他總是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他的意見冠冕堂皇，但事後往往「招罵」。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家要精簡機構。父親動員身為模範教師的母親退了職，變成了一個沒有收入的家庭婦女。當父親整天在家把患有高血壓症的母親當作發洩內心積郁的對象時，母親往往後悔當初聽了父親的動員退了職。特別到了晚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落實成公費醫療待遇，母親為此始終耿耿於懷。

　　那時，父親還動員原來在商業部全國合作總社任會計的堂姑，去山西侯馬支援了工作。但二十年後，堂姑一家要返回北京時卻再無人予以過問。在堂姑一家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落實回北京政策的過程中，想必不會對父親感恩戴德。

　　在我的記憶中，我只主動找父親談過一次話。那次談話，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放棄了多年來報考電影學院的理想，作出了服從國家需要去當電視播音員的決定。

　　我事後之所以沒有像母親和堂姑那樣埋怨父親，只是因為我同屆報考了藝術院校的同學和朋友學成之後恰逢「文革」開始，白白在軍隊農場浪費了好幾年的藝術生命，而我「服從國家需要」的選擇，卻讓我有機會好好「為人民服務」了幾年，況且我也深深地愛上了電視事業。

　　其實，由於與父親的隔閡，我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學習機會。

　　父親的英文極好，退休以後，他曾為社科院研究生班教授過英文，特別在一九七八年打開國門以後，每個星期四的晚上，父親都在家給上門求教，攻讀「託福」的年輕人義務教學。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從父親這裡邁出了留學海外的第一步。而我，面對著這樣的「近水樓臺」卻總是不屑一顧。如今，我十分後悔當初沒有珍惜那可以跟父親讀英文的上好機會。

　　鑒於我和父親的關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覆轍，我一定要和兒女成為朋友。我的兒子苗苗滿七歲時，在北京新街口西河沿的糧店前，我告訴他：「我是你媽，你是我兒子，永遠變不了的，可咱們得是朋友，咱們得永遠互相說心裡話。」我們倆拉了「勾」，作了一輩子的承諾。

　　當苗兒高中即將畢業，一次，我和他一起騎車回家時，他說：「媽，我怎麼覺得咱倆像同學。」我感到十分欣慰。

　　時間是最好的淡化劑。「涮羊肉風波」已經過去了數十年，我不可能猶如當年足足三天不理父親似的，至今仍滿腹委屈。我並不是個小雞肚腸的人，就連曾對我的人生造成過傷害的人我都沒有不依不饒，更何況是我的父親，一個讓我吃羊肉而不是讓我吃「槍子兒」的父親。但是，「涮羊肉風波」所造成我與父親內心的距離，從不與父親有任何溝通的習慣，年深日久，已成定勢。

　　赴美十年有餘，其間，我雖曾回國四次，每次也都會去看望父親，但只是三四次蜻蜓點水而已。父親老了，往日那火爆的脾氣已不見蹤影。面對著老邁的父親，雖然我仍無多話可談，但平添了一點惻隱之心。「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我想起了中學時背誦過的課文。

　　年近九旬的父親曾在給外孫苗苗的信中自省：「我一生贍養四位老人，照顧五個弟妹，撫養六個兒女，以家長自居，一副道學先生面孔。」父親說，他已把自己的一生寫了出來，正托人電腦打印成冊，準備給子女有個交待。父親渴望得到晚輩的理解。

　　母親已經故去五年，寂寞的父親在一次次來信中對親情的呼喚，終於使我頓然醒悟：父親已來日無多。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意識到，父親的一生肩負了太重的擔子；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縮短與父親內心的距離。我想，即使父親已是風燭殘年，但是，只要去做，一切還來得及。

　　【十三　女十二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學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會學校貝滿女中。高中部地處燈市東口同福夾道，初中部位於燈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塊毗鄰王府井的風水寶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讀過的匯文小學同樣的命運，也蕩然無存了。現在，那裡已成了繁華的商業區。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學生報考第一志願的中學，一般都是東直門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個重點中學，只是由於拍攝《祖國的花朵》的小夥伴郭言、張筠英、柳青、劉家彬等都要報考女十二中，為了「紮堆」，又聽說那個學校的文藝活動很出色，我就捨近求遠了。

　　進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個班的初一學生，並首次按年齡分了班。我和郭言、張筠英都十一歲，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歲，分到了二班。當五十個十一歲的孩子湊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時候，校方對這種分班方式可能已經後悔晚矣。

　　小時候，隨著父親工作的流動，小學六年，我讀過四個學校。我沒有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更沒有養成專心讀書的習慣，加上母親工作忙碌，還要操心家務，父親又多年在外工作，都無法過問我的學業，其間，我又兩次離校去長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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