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9)_呂大渝

一九

　　好好的一頓涮羊肉，出人意料地鬧得像《紅燈記》裡李鐵梅她奶奶的臺詞：「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儘管我的兄長和弟妹們對我十分同情，可他們個個噤若寒蟬，沒人敢說一句話。我不知道後來他們是怎麼吃完的那頓涮羊肉。

　　我從不是個愛哭的孩子，但吃涮羊肉那天，就在父親指著我的鼻子大吼的時候，我哭得渾身發抖，手腳抽筋。最後，我沖出家門，「離家出走」了。

　　我哭著出了胡同往北拐，走了一站，到了交道口，然後往東拐再走一站就到了小叔叔家。一個才十一歲的孩子，能「出走」到哪兒呢！母親不必具備福爾摩斯的水平就輕而易舉地找到了我。她步我的後塵也趕到了小叔叔家。母親對著深知父親脾氣的小叔叔義正辭嚴地把父親「聲討」了一番之後，便把我勸回了家。雖然父親一個勁地跟我搭訕，但我足足三天沒有理他。

　　就拿我現在四十多歲的美國鄰居史帝夫醫生和他五歲的兒子麥克爾經常認認真真地互道「Sorry」為例，如果父親在他發動的那場「涮羊肉戰役」之後對我說一聲：「是我不瞭解情況，對不起！」的話，「涮羊肉情結」的陰影就不至於印在我心中近四十年都揮之不去。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有著「父道尊嚴」、「師道尊嚴」，乃至皇上、陛下、大總統、大元帥、委員長……等所擁有的「權道尊嚴」，卻從來少有自上而下的「抱歉」、「對不起」和「我錯了」。

　　在「涮羊肉風波」以後的幾年裡，大哥已去了大學，二哥絕對不是父親的「對手」，弟妹還小，惟有我是站出來幫著母親說幾句公道話的人選了。那時，一旦父親又對母親大發脾氣時，只要我在家，我就一定採取「有理不在聲高」的策略對母親進行「聲援」。我低聲地、慢慢地、清晰地、有力地念完我的「臺詞」，然後扭頭就脫離「戰場」。我伶牙俐齒的優勢，常常讓父親「卡了殼」。

　　或許，父親也曾想以他的方式對我表示歉意？當我穿著租來的冰鞋在什刹海學會滑冰以後，有一天，父親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帶我去了百貨大樓。我看到一雙很漂亮的高勒兒黑冰鞋，要六、七十元人民幣一雙，可能是蘇聯進口的。這相當於那個年代一個中級幹部的月工資了。我想都沒想過要買它，太貴了！但父親毫不猶豫地就給我買下了那雙冰鞋。那是我少年時代最奢侈的一件私有財產。可我除了奇怪和意外，並沒有想到別的。

　　上中學不久，我去參加了北京市少年宮舞蹈組的活動，歷時五年，幾乎占去了所有的節假日。以後，我又去學校包伙和上了晚自習，回家就像回旅館。馬將軍小院對我已經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和家人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的脾氣更加暴躁，使母親和全家人十分擔驚受怕。因為，那已遠遠超越了家庭氣氛不好的範疇，而是性命交關的政治問題了。

　　在我的記憶裡，「文革」中，我家多少頓年夜飯都是以父親掀翻桌子不歡而散的。為此，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們都不愛回家過年，但讓兩位老人孤零零地度過除夕總有些說不過去，所以，還得回家過年。每次，母親都囑咐了又囑咐：「千萬莫談國事！」每次，仍是防不勝防。

　　有一個除夕，大家又回到已經破了「四舊」，從馬將軍胡同改名叫東旺胡同的小院。每個人都謹小慎微地只說些「今天的天氣，哈哈哈」之類的廢話，生怕犯「忌」，又惹得父親大動肝火。但是，父親最終還是在飯桌上「怒髮衝冠」。忘記了是哪位兄弟一不留神提到了王洪文，父親聽罷，一拍桌子站起來大罵：「王洪文！什麼東西！王洪文！小王八蛋！」嚇得全家人趕緊關窗開電視，亂成一團。母親說，幸虧我家住的是獨門獨院，不然，叫街坊聽見，一家人就全完了。

　　從那以後到「文革」結束，我家進行了「過年改革」。母親為了不再給父親發表「反動言論」的機會，制定了「化整為零」的對策。以後過年的時候，孩子們都分頭回家，大年夜再也沒有吃過團圓飯，直至粉碎了「四人幫」。

　　搜尋我幼年時期的全部記憶，似乎並沒有父親大吵大嚷的印象。「文革」中，在廣播劇場為我召開全廣播企業局範圍的專場批鬥會上，當年中央電視臺文藝組組長登臺批判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家庭根源和思想根源時，曾提及過我的父親是「內定右派」。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此事。基於自身的處境，我已無暇他顧，況且，即使我平安無事，也不會笨拙到去父親那裡充當「揭老底戰鬥隊」，自討沒趣。

　　所謂「反右」和「反右傾」運動的荒唐及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如今已有定論，我不必多說。從印度回國後，父親在那場運動中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至今我也不甚了然。雖然我很反對一個男人拿老婆孩子當出氣筒，但顯而易見，父親當年的遭遇是他火爆脾氣的重要因素。

　　父親是個有頭腦的聰明人，又曾留學美國，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並在海外工作多年。對中國社會一場場人為的政治運動，他可能頗有看法。

　　知識分子喜歡論政。我現在居住的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眾多的華人社團中，「陶陶時事座談」便是那些專門喜歡論政者的好去處。海峽兩岸，香港美國，張三李四，指名道姓，喜怒笑駡，煞有介事，個個都儼然「業餘國會議員」。作為海外中文媒體的記者，我曾去採訪過數次。面對著其中幾位知名的「話癌患者」，煩不可耐的時候我思索過：「他們的老婆怎麼受得了？」一位要好的臺灣同行使我恍然大悟：「就是讓他們在這裡講個夠，不要回家去煩老婆呀！」

　　假如，一九五七年中國知識分子的論政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假如，當年父親發表點什麼意見又沒被扣上「內定右派」的帽子，則于國於家都是大幸。事實上，大約是父親心裡窩火又沒處發洩，而使得母親和家人遭受了多少無端的池魚之殃。

　　「文革」開始不久，一九六七年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前，父親突然對我說：「斯大林的女兒跑到美國去了，還寫了一本書《僅僅一年》。」他並囑咐我不要出去亂說。父親似乎還想和我議論些什麼，而我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他，一言不發，毫無反應，接著就推著自行車出了大門。

　　我和父親從來沒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在中國那個一句話就會惹來殺身之禍的年代，他突然和我說起如此「犯禁」的話題，令我感到非常吃驚。長久以來，「涮羊肉情結」深埋心底，使我對父親的感情十分疏遠，我回避和父親談話，關於「斯大林女兒」的對話自然無法繼續下去。現在想來，那個早上父親一定是有滿腹感慨，不吐不足以得平靜才把我當成了談話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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