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7)_呂大渝

一七

　　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車來了，他走了。後來有人告訴我，有的男人在二十來歲和四十多歲的年齡段時，相貌一般不會變化很大，所以，我更加認定那個人就是陳永年，只是我已經失去了向他道歉的機會。我可能永遠沒有這個機會了。

　　結束了在北京的外景工作，深秋，全體演職人員又前往長影拍攝內景。我們是乘坐攝製組包下的一節車廂去東北的。

　　乘火車集體遠行，令我興奮不已。母親是否來送了行，我毫不在意也毫無記憶，似乎我已經十分習慣獨自闖世界了。

　　繼《北海划船》那場戲留給我的深刻印象，在長影的攝影棚裡，我又一次看到了電影幕後工作人員的辛勞。

　　長影攝影棚的棚頂，吊著許許多多高照明度的攝影燈。棚裡，先後搭起過教室、馮老師的宿舍、新年演出的舞臺、楊永麗家和江林家等實景。那些沒屋頂的教室、宿舍、小禮堂和院落，都是一夜之間就冒出來的。

　　在拍攝現場，每當看見置景工人敲敲打打趕工的時候，我總有著一種想和他們說說話的願望。而他們光埋頭幹活，幾乎不講話。我在他們身邊轉來轉去，就是不知道怎樣使談話開始。倒是他們先對我開了口，只是每個人說的全是一樣的話：「你站得遠一點，別碰著你。」

　　在拍電影的過程中，一些鏡頭的拍攝手法對我來說也是新奇的。

　　「六·一」兒童節，五三班中隊去中山公園和志願軍叔叔聯歡，伴隨著《主題歌》，同學們跳起了集體舞。當年北京舞蹈學校的羅雄岩老師擔任編舞。當同學們一圈圈的把志願軍叔叔圍在中間翩翩起舞時，為了表現變化豐富的隊形，拍攝時動用了升降機。後來，在拍攝北京小學《種花》那場戲時，也動用了升降機。那時，我非常羡慕帶著架在三角架上的攝影機升到半空的連城伯伯。連城是攝製組裡最年長的一位。

　　不論是拍攝《江林釣魚》等外景戲，還是在長影的攝影棚裡拍內景，都曾鋪設過小鐵軌。攝影師把攝影機架在軌道的矮平板車上，幾個助理推著小車勻速移動，拍出了一個個長長的移動鏡頭。

　　當然，由於《祖國的花朵》畢竟是一部非常簡單的兒童片，我不可能有機會見到更為複雜的拍攝手段。

　　進入規定情景，克服在鏡頭前的緊張和雜念，對小演員來說，得有一個過程。

　　在長影的攝影棚裡，有一場選《小蜜蜂舞》演員的戲。五年級三班的教室裡，同學們由中隊委高桂雲主持，選舉參加全校新年晚會的節目《小蜜蜂舞》的演員。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勞美麗，又是主角。楊永麗原以為小妹非己莫屬，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學們卻選舉了小隊長劉菊扮演小妹，還一致推選楊永麗扮演好吃懶做的小蜜蜂大姐。楊永麗惱羞成怒地說：「我不同意，我不演。」一甩辮子，一氣之下離開了教室。這可惹惱了同學們，大家議論紛紛。

　　那天先拍的是同學們反應的鏡頭。有一個梁玉章的中景。梁玉章留著小平頭，圓圓的臉盤，大大的眼睛，是我們當中個子較矮的男生。他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導演要求他一拍桌子站起來說：「嚇！脾氣可不小啊！」

　　第一次實拍時，梁玉章站起來說：「嚇！脾氣可不小啊！」他把「脾」說成了「牌」，還念成了第四聲去聲字，聽起來是：「嚇！派氣可不小啊！」由於是同期錄音，只得重來一遍。

　　第二次實拍時，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來又說：「嚇！派氣可不小啊！」導演叫：「停！再來一遍。」

　　第三次實拍時，只見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來還說：「嚇！派氣可不小啊！」等不得導演叫停，我們再也憋不住了，一起哄堂大笑。

　　梁玉章太緊張了。當然，他最後終於一拍桌子站起來說了一句：「嚇！脾氣可不小啊！」

　　接著拍的是楊永麗氣得眼淚在眼睛裡打轉的近景鏡頭，但扮演楊永麗的張筠英怎麼也哭不出來。一個十歲的無憂無慮的孩子，怎麼能說哭就哭？那天，由副導演蘇裡給張筠英說戲。當蘇裡說得自己的眼淚都在眼睛裡打轉時，張筠英終於入戲了。實拍時，楊永麗從期待到失望，差點哭了出來，鏡頭一次成功。

　　一個好導演對演員的表演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沒有經驗的小演員。

　　《祖國的花朵》的電影音樂是作曲家劉熾創作的。影片在一九五五年「六·一」兒童節上映後，由他作曲、喬羽作詞的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流傳至今。影片中兩首多聲部童聲合唱《主題歌》和《種花歌》，也是非常優秀的。

　　後來，這兩位極為傑出的曲、詞作者合作的另一部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也被海內外的中國人傳唱了四十多年仍未止息。

　　攝製組的孩子們叫劉熾和喬羽為叔叔，他們比嚴恭年輕些。

　　劉熾的家那時住在東單西堂子胡同東口的中央實驗歌劇院裡，但在《祖國的花朵》攝製期間，他一直和攝製組住在一起。喬羽只是偶爾來一下。

　　幾代人都熟悉《讓我們蕩起雙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劉熾曾寫過兩首《讓我們蕩起雙槳》。當年，導演嚴恭把我和另外幾個孩子叫到二樓西南角劉熾叔叔的那間小屋，劉熾把《讓我們蕩起雙槳》兩個不同的版本唱給我們聽。他的嗓子有點啞，但很有樂感。嚴恭和劉熾非常認真地徵求意見，我們最後一致選中了目前流傳下來的這首，理由是「像小孩唱的歌」。後來，我把落選的版本唱給朋友們聽時，他們也認為，那旋律很抒情，像是為青年人寫的。

　　參加拍片的十九個孩子，除了扮演和江林打架的外班學生劉小天的陳克然是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職業兒童演員以外，其餘的都是在校學生。半年拍片結束後，大多數都要考初中了。導演嚴恭曾經說過，他最大的噩夢是小演員拍完了電影，都跟不上學習進度，畢不了業，考不上中學。

　　為了不影響學業，攝製組請來了上海的顧老師，幫助我們「半工半讀」。後來，我們幾乎都考上了第一志願的學校。

　　攝製組還請來了第四十中學的柳蘭老師當我們的輔導員。沒有想到，拍片結束才一年多，在那場荒唐的「反右」運動中，年輕的柳輔導員竟被打成了「右派」。我和攝製組的幾個小夥伴對她無限同情，幾次想去廠橋看望她，但又顧慮她見到我們會難過，不得不打消了去探望的念頭。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柳蘭。

　　與我們一起去長影的，還有張筠英的母親。張筠英是五個兄妹中最小的，她的母親大約不放心她離開身邊前去東北，所以，導演嚴恭請她做了家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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