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6)_呂大渝

一六

　　影片的外景地，有「六·一」兒童節聽志願軍叔叔講故事的中山公園、有過少先隊隊日划船的北海公園、有舉行楊永麗和江林人隊儀式的頤和園、有江林釣魚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和拍攝種花那場戲的北京三十七中以及一些街道和民居。

　　拍電影是個具有挑戰性和刺激性的事業。在北海過隊日划船的那場戲，按照導演的要求，我們應該把小船劃到五龍亭後歡快地上岸。為此，從沒劃過船的我和小夥伴們一起，雖然苦練了好一陣子，但實拍的那天，風浪大大，小船幾乎完全失控，加上已經人秋，穿著單薄夏裝的小演員也不勝寒意，工作幾乎無法進行。

　　這時，攝製組裡的小夥子，二話不說就脫了衣服，紛紛跳進水裡。他們藏在船尾，把僅作出划船狀的我們推到了五龍亭邊。實拍時，一不留神，露出了船尾的人頭，穿幫了，還得重來一遍。

　　當完成了任務，那些下了水的年輕人上岸時，個個渾身發抖，嘴唇發紫。導演感動不已又憂心忡仲，一個勁地叫他們大口灌「二鍋頭」。惟有年輕人和小演員們對這種舉動，只覺得「真好玩」，個個興高采烈。

　　拍攝《祖國的花朵》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這種非得「團隊精神」才能成就一項事業的體驗，讓人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這一領悟，使我在日後的工作中，特別因身處逆境而作配角時，也能安之若素，認真工作，興趣濃濃，從不看輕自己。

　　我在《祖國的花朵》中扮演了劉菊。劉菊家的外景地，選在北京燈市東口演樂胡同六十三號旁門。那所四合院的外院，養著大缸的金魚，種著大盆的荷花。拍片時，攝製組又搬來了一些小盆的鮮花。

　　暑假裡，劉菊正在家裡澆花，小端午頂著正午的太陽，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跑來，拉著劉菊就走。小端午是幫著姐姐、中隊長梁惠明送口信，去幫助母親生病的江林家幹活的。扮演小端午的小男孩趙維仁是扮演中隊長的趙維勤的親弟弟。

　　那段戲的幾個鏡頭雖然在影片中只是一帶而過，拍戲的時間也很短暫，但我卻自此成了演樂胡同六十三號旁門二十來年的常客。一起拍電影的小夥伴郭言家租賃了後院的三間南屋。

　　那個小院的房主是王伯母。中國大陸如今家喻戶曉的周恩來的扮演者王鐵成是王伯母的兒子。王鐵成住在後院的北房。那時，王鐵成還是個高中生，和我大哥的年紀差不多。郭言姐弟都叫他「哥哥」，我也曾隨著叫過一陣「哥哥」。但是，我從小就很不習慣稱呼任何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後來就像對我大哥一樣，也直呼其「鐵成」大名了。

　　養魚、喂鳥、種花、寫字、作畫、拉二胡、唱京戲……王鐵成樣樣精通。後來，他考取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後分配到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在以兒童戲為主的兒藝，像王鐵成這樣的成人演員很難有發揮全面才能的機會。他是自己作「伯樂」並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成為一個特型演員，取得了今天扮演周恩來總理的成就。

　　雖然如今的王鐵成已經譽滿全國，用流行的話說是個「大腕兒」了，但他還是當年的那個王鐵成，我偶爾回國與他聯繫時，仍是當年的感覺。

　　參加《祖國的花朵》拍攝的一幫女孩子，後來一窩蜂地報考了早年的「貝滿」女中，也就是北京女十二中。我和拍電影時的小夥伴、王鐵成的老街坊郭言，初中同班，高中同校，並成為四十多年的摯友直至今天。我永遠不會忘記「文革」期間在演樂胡同六十三號旁門那所四合院的裡院，我和郭言相互理解和扶持所度過的那些無奈的歲月，我也永遠珍惜我們四十多年的友情。

　　多年以後，提起在北京拍外景的往事，我還總會想起一個人，想起一輛車，並對那人和車都懷有深深的歉意。那個人就是當年攝製組的司機陳永年，那輛車就是他開過的一部嶄新的深藍色的車。

　　陳永年那時在北京的工作單位是中央電影局，還是電影藝委會，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我不甚了然。我只知道他是攝製組裡的好司機。

　　每天出外景時，他開的一輛吉普外加後面拖著的掛斗，裝下了所有的孩子。

　　「萬里風雪蓋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只要一個孩子領唱起《英雄們戰勝大渡河》，所有的孩子就會立刻跟上。過門、伴唱、合唱有條不紊。我們常常是古今中外，一曲接一曲，欲罷不能，真是頗具水平的童聲合唱。當年在行車中體驗到的配合默契的滿足感，令我懷戀至今。

　　陳永年喜歡這群一路歡快一路歌的我們，我們也喜歡司機陳永年，喜歡他的吉普車，還常常會以調侃的方式在合唱間隙合說那首攝製組黑板報上的打油詩：「陳永年，真好漢，吉普車，四輪轉，又快又穩又方便。」

　　陳永年曾客串了《祖國的花朵》裡的一個群眾演員。那場戲是中隊長梁惠明要去江林家幫助他複習功課，碰上江林正和外班學生劉小天滾在胡同裡打架，一輛汽車突然拐進來，眼看就要軋到他們了，梁惠明沖了上去大喊：「停住！」汽車戛然刹車。

　　拍那場戲時，在地上挖了很大的一個坑，老攝影師連城和攝影助理尹志以及攝影機都下到了坑裡，鏡頭朝上。梁惠明擋車前的一個鏡頭是汽車從大坑上開過去的。這輛車的司機就是陳永年。

　　來到美國上英文會話課，問到我的美國夢時，我的回答之一是「開車」。就像中國人說他的夢想是喜歡頂風冒雪騎自行車上班一樣，那些聽者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但我自有道理。這是後話。

　　一九九二年，我有了一輛全新的九二型日本豐田金馬利（TOYOTACAMRY）。當我第一次體會到那種愛車如命的心情時，一件近四十年前的憾事，又湧上心頭，我又想起了陳永年，想起了那輛深藍色的全新的車。

　　北京的外景工作結束後，我們將去長春電影製片廠拍內景。行前，攝製組招待了全體小演員的家長。那天，陳永年開去了一輛全新的深藍色的大車。小孩子大約全是「人來瘋」。活動結束時，我們爭先恐後地往大藍車旁跑，都想第一個上車，但車鎖著，窗開著，別人都只好等在那裡，惟獨我又像消防隊長似的興高采烈地從車窗裡爬了進去。對十歲的我來說，那輛車的車窗是夠高的。等陳永年找來了副導演蘇裡，指著被我蹭壞的車漆說著什麼的時候，我才知道闖了禍。雖然他們對我沒有任何責備，我卻懊悔自責了好一陣子。

　　「文革」年間，忘記了是在哪個公共場所候車的時候，我看見過一個人，很像陳永年，只是一點不見老。那個人也一直在盯著我看。那時，距拍《祖國的花朵》已過了近二十年，我已從一個十歲的孩子長大成人，絕對「面目全非」了。我不能判斷那個人是因為曾在電視上見過我而覺得我眼熟，還是有眼力認出了二十年前的我？我真想走上前去問問：「您是不是陳永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要對他說：「對不起！小時候，我不應該從您大藍車的窗子裡爬進去。」但我沒有過去。在「文革」的逆境中，我幾乎斷絕了與一切熟人的來往，就算是偶爾碰見了，我也儘量回避。老朋友多年不見，總要噓寒問暖，可我能說什麼呢？說我在「文革」中當了「反革命」，但我是好人？說我正在「走背字」，但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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