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5)_呂大渝

一五

　　有一天晚飯後，大家到離太平胡同不遠的太平湖去散步，就是十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的文學大師老舍先生自盡的那個太平湖。湖中有個大石頭砌成的假山。小胖子李錫祥揚言要逮我，我拔腿就逃，一不小心，在一塊大石頭尖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眼睜睜地看著右腿的膝蓋上像一隻小眼睛慢慢張開了似的裂開了一個很深的口子。開始是白色的，並不流血。又是樂極生了悲。我掃了大家的興，只有用若無其事的態度來掩飾尷尬，表達歉意。我沒有哭。那次在匯文撞破了頭，還有輛平板三輪把我護送到醫院，這次只是胖胖的嚴恭伯伯平托著我，氣喘吁吁地下了山，把我送進積水潭醫院縫了兩針。其他孩子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從此，繼我五歲時從滑梯頂上栽下來，在左腿膝蓋上留下個一寸長的傷疤後，這次，十歲了，在右腿膝蓋上又來了個橢圓型的傷疤。

　　嚴恭伯伯請來了母親，一個勁地為我的「負傷」向她道歉，但母親對我知之甚深，她說，是大渝這孩子淘氣，給你們添了麻煩。

　　母親所言確實不假，那天，是我先在李錫祥旁邊一個勁兒地「挑釁」：「胖子胖子打麻將，該人錢，不還帳，氣得胖子直尿炕。」把李錫祥惹急了，他才揚言要逮我的。

　　在拍片子的日子裡，我得到了兩個外號：「搓板」和「消防隊長」。「搓板」是形容我瘦得肋骨像搓板。「消防隊長」是因為我爬高上低的能力極強。

　　完成了北京的外景工作後，攝製組帶我們去西山玩軍事遊戲和野餐那天，我爬到了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樹上。時間已到，我方是贏家已成定局，但我仍坐在樹權上，眼看著大家在樹下團團轉，就是找不到我，非常得意。最後是才十八、九歲的劇務小曲叔叔抬頭看見了我搭在樹權上的紅毛衣，才發現了我。

　　整個攝製期間，我會經常起跑、彈跳，然後出其不意地從背後躥到叔叔、伯伯的身上，嚇他們一跳。直至我做了母親之後，已經年邁的老導演嚴恭和蘇裡仍印象深刻地提及我「消防隊長」的功夫。

　　《祖國的花朵》的編劇是林藍。其實，最早的電影文學劇本叫《祖國的明天》，後來徵求小演員的意見時才改成了《祖國的花朵》。

　　影片說的是北京小學一個少先隊中隊，幫助班上的兩個非隊員：驕嬌二氣的楊永麗和調皮搗蛋的江林入隊的故事。

　　就在我跪在窗口看棺材鋪的那些夜晚，導演嚴恭和副導演蘇裡，總是聚在我的左鄰、場記華永莊的小屋工作到深夜。他們在根據文學劇本談分鏡頭劇本。

　　在《祖國的花朵》的拍攝過程中，場記華永莊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華永莊高高瘦瘦的，架著一副眼鏡，書卷氣十足。他的工具是「呱嗒板」。那是個長約一尺、寬約八寸、帶有用合葉連接著活動把手的小黑板。每個鏡頭開拍前，華永莊必須把寫有鏡頭號的「呱嗒板」放在攝影機鏡頭前，並把合頁的把手張開，導演「預備、開始」一聲令下，攝影機開始轉動，只有在敲響和移開了「呱嗒板」，演員才能開始表演。

　　鏡頭拍完後，華永莊總要作些重要的記錄。譬如：「楊永麗左辮子在前，右辮子在後」、「江林第三個扣子沒扣上」等。因為電影中兩個連續鏡頭的拍攝時間未必連續，待隔一段時間再拍時，如果沒有場記的提示，後期剪接時，就會出現問題。諸如：同學們去探望燙傷了腳的楊永麗，她正說著一段臺詞，只是因為中景變成了近景，原來在前面的辮子，突然跳到後面去了；或是江林正在房上掏家雀，換了個景別，原來開著的衣扣突然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之類的事情發生。

　　鏡頭開拍時，錄下的「呱嗒」一聲和「呱嗒板」上的鏡頭號在影片後期合成時，對聲音和畫面剪接的必要和提供的方便更不言而喻了。

　　世界上不喜歡看電影的人大概不多。提起一部好電影，人們注意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男、女主角和導演身上。就算是一年一度豪華之極的美國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雖然也設立了編劇、攝影、剪接、音樂、效果、美工、特技、化妝、服裝以及最佳男、女配角等獎項，但對導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場記是不會有人提及的。

　　對攝製組的其他工種我也都十分好奇，特別是電影化妝。我曾長時間地觀察化妝師畢叔叔和李叔叔的工作。後來，我要求允許我動手給群眾演員化妝，他們同意了。我是那群孩子中惟一獲得許可為群眾演員化妝的一個，一個十歲的化妝師。

　　我對電影化妝的興趣由此開始。去中央電視臺當播音員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成了文藝部歌舞組導演黃一鶴和鄧在軍錄製歌舞節目時的「特約」化妝師。電視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彩色電視開播以後，才有了第一個專職化妝師梁青梅。

　　在我剛剛住進《祖國的花朵》攝製組，興奮得無法入睡的那些晚上，每當夜闌人靜之時，我總是導演嚴恭談分鏡頭劇本時隔牆的耳朵。以後，看懂了那些鏡頭號、長度、景別、推拉升降搖移、臺詞、音樂、效果等的內在關係，我對鏡頭的運用和組接有了一種感覺。這對我日後中年改行，從電視播音員轉向專題節目編導時受益匪淺。

　　《祖國的花朵》電影分鏡頭劇本完成後，要開拍了，這時才宣佈了角色的分配。

　　我們當中年齡最大的趙維勤，十二歲，是來自第四十中學惟一的初中生。她留著粗粗的大辮子，長著長長的眼睫毛，很敦厚的樣子。在學校裡，她還當過少先隊大隊主席。趙維勤扮演了中隊長梁惠明。她後來進了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她的父親是早年從美國回國的核物理專家趙中堯。

　　既驕又嬌的非隊員楊永麗由張筠英扮演。張筠英從小學習鋼琴和小提琴。進中學後，我和她一度是女十二中的同班同學，並一起參加了北京市少年宮舞蹈組民間舞組的活動，整整五年。高中畢業，她考進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後來留校當了臺詞教員，近年來在社會上擔任了大量的影視片配音工作。

　　調皮搗蛋的非隊員江林，由胖乎乎的李錫祥扮演。他成長期間的境遇不是很好，後來去了新疆，在礦上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回過北京，我和拍電影時的小夥伴郭言一起和他見了一面。李錫祥很瘦，看上去十分蒼老。童年的往昔像一個遠去的夢，令我感到歲月的滄桑。

　　中隊委高桂雲由柳青扮演。她中學也和我同校。拍片結束不久，她的母親被打成「右派」，柳青為此也經歷了一段坎坷的生活。她後來進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深造，畢業後，曾在中新社和長影工作，聽說她後來也來了美國。

　　通過角色的分配，我看出嚴恭和蘇裡這兩位導演，是照著電影文學劇本中對人物的描述去尋找小演員的。我扮演的劉菊是個瘦瘦小小、梳著兩根小翹辮子、很關心集體的孩子。如果不是因為我瘦得像「搓板」，我也不會成為導演心目中的劉菊。

　　分配完角色，試了化妝和服裝，便開機了。為了趕在秋涼之前完成外景工作，攝製組的日程非常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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